作者丁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人民日报》原驻联合国记者，本文转自2022年2月24日。
20年前，也就是2002年2月（尼克松访华30周年），我在纽约采访了基辛格博士，请他谈了对当时中美关系的看法。翻阅那次采访的笔记，真是感慨万千。
美中关系从1972年破冰，到2002年融冰升温，再到今天重又开始结冰，似乎经历一个轮回。
大国力量也发生了巨变，正处于激烈的调整之中。
从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握手，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中国的 "脱钩"，再到今天俄罗斯和中国的携手，还有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国际关系开始重构。而这些重要的事件都与基辛格的均势外交与战略的理论思想相关。
基辛格博士的办公室坐落在纽约著名的花园大道。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摆着许多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合影。基辛格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会见的照片放在最前列，显示了他与中国数十年来的密切联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他成为第一位访华的在职美国总统。
这是一次"改变世界 "的访问。
2月28日，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为美中关系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起上海公报，基辛格博士首先回忆起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他说，从1972年到2002年，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很难想象上海公报签署之前的中美关系，那时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固定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公报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他说，上海公报以非常直截了当而又坦诚的方式处理了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海公报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强调了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标志着中美关系的重要的新起点。它的精神在后来出现的许多情况下都是适用的。
针对当时美国有些人散布的所谓上海公报已经过时的论调，基辛格博士说，上海公报没有过时。他说，公报的基本精神是在中美之间建立直接合作的关系。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他相信这个基本精神仍然适用，公报确定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
基辛格博士指出，上海公报有两个独特之处。第一在于双方在公报中表达不同看法的方式。第二是中美宣布了一些共同的目标，这些目标仍然有效。通过上海公报，中美建立了正常的联系，并奠定了进一步促进政治和战略对话的基础。
他说，中美当时通过某种外交渠道来建立关系是符合逻辑的，也可以说，双方是注定要走到一起的。他同时强调，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这样的领导人，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双方可能不会如此之快地克服二十多年形成的障碍。这需要双方领导人具有相当的政治权威和信心。
从美国方面看，尼克松总统决心避开官僚程序，加速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时美国一些专家也提出了一整套逐步推进的方案，比如先建立经贸关系等，但尼克松总统没有采纳。上海公报能够很快谈判成功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2017年9月24日，基辛格与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网络图片）
基辛格博士当时回忆了公报谈判的艰难过程。
他说，谈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1971年10月的中国之行。谈判从公报的基本框架开始，双方就公报的基本原则达成了一致。从技术上讲，公报在他的1971年的中国之行时就确定了。
基辛格说，周恩来总理为此确定了方向。他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话，说如果我们聚在一起，连一个协议都达不成，我们就无法给世界一个交代。接着，双方开始讨论公报的文本，这时就不像先前那样公开了。他说，“因为我需要经常与尼克松总统商议。双方把对台湾问题的表述留到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再最后确定。”
基辛格说，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个难题。因为当时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我们怎样才能在谈及“一个中国”的同时，又不会特别指明我们是在说海峡两岸的哪一边。最终美方提出了这样的表述方式：“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清楚地记得，基辛格博士当时告诉我，上海公报的突破主要是由于中美认识到建立直接接触是可能的，并符合双方的利益。尼克松总统一上任就把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目标作为其国际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辛格说，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考虑。当时中国方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也有担忧。这就是上海公报取得突破的两个基础。在他看来，公报的基本精神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合作关系。
有必要在这里提及一下，20年前的那次采访是在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而在此之前，小布什总统曾一度想“抹去”22年来美国是否会插手保卫台湾的模糊政策，将大陆确定为主要的战略对手而加以制衡。但9·11事件的发生，华盛顿意识到恐怖主义才是主要敌人，而要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借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力量。这是基辛格在此次专访中强调合作的一个重要背景。
20年前，笔者在纽约采访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博士谈到的这两个基础，反映了他的均衡战略的理念。他的《世界秩序》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权力平衡是避免战争和建设和平的关键。
有趣的是，尽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过去380多年，两次大战的硝烟也已消散，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思路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着均势的理念。
这五十年来，美国学者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着眼点之一大都是美国应在亚太维持或构建能够以中国保持均势的力量平衡体系。而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的大调整显然也来自于这一思想。
华盛顿的一些人坚持认为，美中关系走向破裂，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更加激进的对外扩张的战略，打破了美国多年来在亚太地区努力建立的秩序，破坏了全球大国力量的平衡。
一些美国学者还引用了50年前尼克松访华前基辛格的建议。
根据解密文件，基辛格当时告诉尼克松，美国应该 "不带任何感情地玩弄权力平衡的游戏"。
基辛格还预言，20年后，中国将 "更加强大"，那就让那时的美国总统去考虑如何依靠俄罗斯来压制中国吧。
澳大利亚记者、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首席记者richard mcgregor在一篇题为《理查德·尼克松在中国：50年过去了》的文章中写道，中美现在的特点更多的是在多个领域的对抗性竞争——国防、情报、技术、贸易、地缘政治和印度-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是，这种竞争正在发展成为两个体系之间的竞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展开，并与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关系一起处于紧张状态。
此文中有一个小标题：“五十年来的背叛”。作者称，在美国，以及某种程度上在中国也一样，中美关系的破裂导致了双方都出现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种认为对方背叛了1970年代初和解承诺的文字和精神的感觉。
说到“背叛”，中国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台湾问题。以上海公报为开篇，为基础，后来有了中美建交公报（1979）和八·一七公报（1982年）。尤其是八·一七公报，它就是为了彻底停止美国对台售武而签订的。
五十年过去，美国对台售武不仅未停，台湾在华盛顿着力重构的均势战略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了。
从美方对中国的抱怨与指责来看，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国从一个与美国携手维护均势的合作者，成了对美国主导的体系的挑战者。
其实，美国所讲的“权力平衡游戏”，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结构来平衡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一旦美国将某一方视为要去平衡的力量，合作就会退居其次。这个“游戏”就会走向将对方视为对手，甚至敌人的结局。这不是制定这一战略的决策者所能左右的。因为从本质上看，所谓的均势，其实就要确保美国能够压制和瓦解对方，以维持霸权地位。
我20年前的那次采访笔记，还记录了基辛格博士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的一段话。他说，美国在某些领域是最强的。但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最强，而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当然要重视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而富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基辛格说，中美关系中有不少障碍，比如台湾问题，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双方并不想让障碍主导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双方都认识到，分歧固然是存在的，但通过各种各样的建设性方式来加强合作，对双方是有益的。合作可以超越对抗。
基辛格的这段话并没有过时，只是对于总是习惯地运用均势战略来平衡其他崛起力量的华盛顿来说，合作往往只是“权宜之计”。
不过，在中国崛起后，这样的均势战略变得越来越难实现了。
在过去的50年中，中美关系早就失去了原有的均势战略依据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环境。
一是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是和平的，中国没有搞侵略扩张，更没有自组军事集团，而且还积极参与了美国在战后主导建立的全球贸易金融的多边体系。
二是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合作对全球发展越来越重要。
从美国现在想要构建“再平衡”体系的印太地区看，一个能维持地区持续和平的秩序，不可能建立在一面是美国领导的用以抗衡中国的联盟，一面是以中国经济持续上升拉动整个区域的合作。
美国要用在两极对抗时的手段，通过拉帮结派，与“竞争对手中国”抗衡，只会使印太地区更加分裂，更加动荡不安。
五十年前，尼克松出于“均势”的战略考虑来到中国；五十年后，美国将崛起的中国锁定为“均势”的主要对手。均势外交也好，均势战略也好，其实都是为了维护“一山不容二虎”的霸权而设计的，因此又总是会着力于防止并压制其他力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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