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大国发院emba ，作者热爱学习的
我们在中小学的时候学过地理、历史，进入大学以后，有的学校会开一门历史地理课。什么是历史地理？我的老师侯仁之先生是这样讲的：历史地理就是昨天、前天的地理。我们以往接触的地理多属于当代的地理，但是所有当代地理涉及到的问题，古人同样接触过，历史地理实际上就是古人的当代地理。
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历史地理研究被传入中国以后，有许多分类方法，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方法，所有地理学主要研究这三类对象：
第一类是大地上原本就有的，比如山地、河流、动植物，主要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以及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第二类是大地上原本没有、由人类活动塑造形成的，包括农田、城市、聚落。
第三类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地理关系，比如军事地理、政治地理。
在中国范围内针对这些研究对象，基于现代科学的理念将古人的有关记载、考古成果等融会贯通，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独立的学科。
在我的《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这本书中，除了以上绪论作为第一讲内容，还以十四讲内容介绍了历史地理所涉及的主要研究。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一万年前人类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开始有了独立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就有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对于早期人类的历史地理，我选取了西辽河流域这样一个自然环境敏感的地带，来看看早期人类如何建立起聚落，以及如何从寻找食物到形成农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与环境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那个时代的确很久远。我们看到的是古人的摸索过程：寻找食物、建立聚落，并赢得自身安全，最后迎来繁衍的机遇。
很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成功者才能活下来，我们今天能通过考古挖掘看到历史上他们用过的各种器物。早期人类从渔猎采集这种应用型经济到农业生产这种生产型经济活动是一个极其漫长的摸索过程，这一切本质上是人类在摸索自身与环境之间的适应性。
“中国”这个词汇最早来自哪里？有考古发现，“中国”这个词汇最早并不出现在传世历史文献之中，而是在陕西宝鸡一带发现的“何尊”，在这尊青铜器里面刻印有“中国”这个词。
相比在青铜器里的含义，“中国”的概念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初代表中间之地，之后代表华夏文化的核心区，再到今天成为我们主权国家的名称。一个明确的历史分界线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署，从此“中国”开始代表主权国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从疆域来看，唐代的版图和18世纪清朝的全国版图，究竟哪一幅更能够代表中国？中国疆域历史变迁过程中，除了大家印象深刻的金戈铁马，事实上地理因素起了关键性作用。
翻开中国当代地图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隐形界限，这条界限是当代地理学者、气侯观测者经过长期努力绘制到地图上的。红色的这条线经过大兴安岭、鄂尔多斯高原抵达青藏高原的边缘，然后与青藏高原的东缘连为一体，将中国分成东、西两部。
古人诗词中写“春风不度玉门关”，从地理学角度来理解，古人所说的春风就是春夏时期来自太平洋上的夏季风，它会为中国东部带来大量降水，但是中国西、北地区降雨量稀少，气侯干旱。于是，在特定的地理条件之下，以降水作为分界线，中国形成了东部与西部的差别。
东部和南部地区有充沛的降雨，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生产之地；西部和北部地区由于降雨量稀少，以畜牧业为主。只有在黄河河套地区、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的天山南北两侧、昆仑山脚下有绿洲农业，其他多数地方只是草原、荒漠。
正是这样的自然环境，导致历史上分成为了农耕与畜牧之间的差别。在此地理背景下，中国古代的疆域如何伸缩？
我们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大秦帝国建立以后，秦始皇最初建立36郡，在36郡北部地带的这个红色线条，就是今天我所说的降雨量能够保证农耕生产的隐形界限，也即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这是科技工作者经过常年观测而最终确定下来的，但是古人早已领悟了这一点，大秦帝国就是以这条红色界限作为北部边界的底线。
西汉时期的版图远远超过了秦朝，但是在西汉版图之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年降雨量400毫米的等值线，农业的核心部分仍然在这条等值线与青藏高原边缘构成界线的以东、以南地区。
这些给我们展示的只是国家疆域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种事实。如果将历史时期所有事实总汇到一起，我们还会发现：所有中原王朝直接控制的版图在历史上有伸也有缩，伸出去的时候，可能会拓展到400毫米等降雨量线的以西、以北地区，缩回来的时候，几乎稳定在400毫米年降雨量线以东、以南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事几乎都出现在西北地区，包括今天陕西的北部，以及宁夏、甘肃、青海的交界之处，也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所在的地区。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伸缩，几乎就围绕这样一个由降雨量所控制的农耕区和非农耕区之间的界线，展开了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军事方面的较量、文化之间的交融。这是一个被历史学界忽略，但是在中国大地上始终存在，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左右中国历史、政治和军事的现象。
当然，中国历史的疆域版图没有永远围绕这条界线伸缩变化，而是在清朝初期开始稳定地越过了这条界线。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年间，清王朝的军队与西北准噶尔部之间的交战，让国家版图永久且稳定地越过了这条由降雨量分割出来的、农耕民族与非农耕民族生活的界线，延伸向大西北，并为今天中国的地理版图奠定基础。
这时，中国疆域的另一条界线凸显出来。在中国西北边缘，从新疆天山帕米尔高原一直延伸到青藏高原边缘，与喜马拉雅山连成一体，形成了一道连续不断、平均海拔在6000到7000米以上、由高山组成的弧状山地，这就是中国西北部地区的边界地带。19世纪晚期一位瑞典学者斯文·赫定称，中国西北部地区的这一道环形山地，使得外部力量从这里攻打中国会非常困难，因为这是6000到7000米以上的雪山、高峰。
总之，中国的版图东边是海洋、西边是高山、沙漠，在中国历代王朝疆域扩展过程中，自清朝走出400毫米降雨量的等值线以后，疆土稳定地停留在西北部以山地为主的这条界线，并作为西部地区在军事地理上一个天然的屏障。
这一切既涉及政治、军事，也有地理这一隐形因素影响。当然，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便一直面临陆、海两方面的边疆问题，政治家们存在海防为重与塞防为重两大观点，期间伴随着西方列强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带来科技成果一步步进入中国，清帝国的东北、正北、西北均受到严重的边界威胁，海防与塞防两个政治派别同时赢得朝廷支持。塞防一派在左宗棠带领下成功收复新疆，到今天牢牢地稳定地拥有这片占中国疆土约六分之一的土地。
竺可桢先生开创了历史时期气侯研究的先例。
在气侯观测出现之前，地理学界主要应用的是树木年轮、冰心、古人记载这类“代用材料”。科学家们根据代用材料、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研究历史上地球冷暖之变，中国同样有气温高低之变。在工业社会出现之前，地球冷暖变化几乎都源于大自然本身，与人类活动并没有太大关系，工业革命之后，人类活动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像越来越明显。气候变化自古持续至今，未来还会继续变化下去，只不过今天和未来叠加了人类活动、工业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
人类活动到底带给环境怎样的影响呢？经济领域有第一、二、三产业的划分，就农业而言，考古发现距今一万年前农业就出现了，中国也是世界上三大早期农作物的驯化地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西亚到北非、墨西哥到南美安第斯山区。由于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物质和文化往来从来没有间断过，因此中国人驯化的农作物被传向世界各地，同时世界其他地方的各种物质、文化也传入中国。我们熟悉的盘中餐，有一部分源于中国本土驯化，另一部分则来自域外。
古人驯化农作物的过程，充分利用自己脚下的土地，凭借农业技术的助推，作物生长周期从一年一熟、两年三熟到一年两熟。这是如今中国很多地方很熟悉的作物种植技术，但是在古代这是发明创造，时间是在唐宋之际。
在唐宋时期出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这些历史大家的著作中都对此有提及，但是没有解释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北方人带去什么技术。
原来，这个过程中关键性的插秧技术是由北方人带到南方去的。
北方人在有河流的地方也会种植水稻。公元四、五世纪，北方人种水稻的过程中，在稻秧长到一两尺左右，为了除草会将水稻和野草同时拔出来，野草扔掉，稻秧栽回土里。这种农作物种植技术叫做复栽，本意是除草。后来中原地区爆发战争，迁入到江南地区的人同样采取这种技术除草，久而久之就诞生了插秧技术。
有了插秧技术以后，小麦在农历四、五月份的时候收割，收割以后就可以种上水稻，这次不是播种而是插秧，秧苗已经提前种在农田之中。五到八月份水稻生长并成熟，9月份收割以后就又可以种植冬小麦。利用这个时间差，江南一带太湖平原出现了一年两熟制。
从土地利用效率来讲，北方人进入南方带去水稻复栽技术之后，南方的土地利用率从50%提升到100%，实现稻麦轮作制之后，土地效率再度提升到200%。当然，全国只有太湖平原有如此高的土地利用率，农作物的产量也自然高于其他地方，进而变成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所在地。
在中国，江河布满东、西、南、北各个地方。以黄河和长江为例，这些大江大河在中国大地上如何变化，人类活动参与又产生哪些影响呢？
首先从黄河说起。很多人都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它形容世事变化无常。在黄河中游，历史上真的发生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变化，不仅有历史文献记载，北宋时期的三幅石刻地图也佐证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中每幅地图相隔20年到30年不等。
公元1100年的石刻地图显示，洛河流入渭河，渭河流入黄河，到公元1121年洛河不再注入渭河，而是直接注入黄河，公元1136年的石刻地图显示同样如此。此后的历史文献记载显示，过了几年之后黄河又向东摆，恢复为洛河注入渭河，渭河注入黄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黄河、渭河、洛河之间的关系，但历史上三者的关系并不是从来如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自然的确每隔三、四十年就会出现黄河向西或向东的摆动。
黄河的变化在下游地带更明显，正是由于黄河左右摆动，有研究者发现，人类从史前时期直至商周时期，都没有人能够居住在这里，留下了古遗址空白。到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修堤坝，这个空白才被城市、聚落填写。但是堤坝束缚了黄河水的流动，导致泥沙积累到黄河河床之上，结果形成地上河，发生“三年两决口”。在2000多年里，黄河决口泛滥发生过多次重大改道，也给黄河下游造成多次灾难。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黄河地上河的形成呢？有人说是由于黄河中游农耕生产导致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大量泥沙进入黄河。科学界却以不同的视角看待和解决这个问题。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科院地质所的科学家团队开始常年研究河岸的沉积层。因为每年河流有枯水季和洪水季，不同时期沉下来的泥沙也有粗有细，就像一页一页书一样厚薄不一。科学家们通过测算认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纯自然界产生的侵蚀占主导地位，在黄土高原上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垦，输送到黄河中的泥沙，最多占30%。
也就是说，在黄土高原侵蚀最严重的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仅占30%，另外70%属于自然本身的规律。在此之前，黄河以及黄土高原大大小小河流之中的泥沙，都与大自然本身的特性直接有关。尊重历史、尊重自然，才是一个地区环境治理的关键性因素。
长江中游有着类似于华北平原的历史地理现象。江汉平原属于湖北的核心区域，但是研究者发现湖北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都不存在于江汉平原，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巨大的湖泊，古人称之为“云梦泽”，只是今天它不存在了。学术界认为“云梦泽”是长江中游最大的湖泊，远远超过洞庭湖和鄱阳湖。
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消失了？答案是自然界与人类双重力量作用的结果。
我们看今天的长江河道，以江陵为顶点近似于直角拐弯，每到洪水季节，江水不会老老实实顺应直角河道奔流，大量水流会冲破河道，一路向东，成为云梦泽的补给源，当然泥沙也会随之沉积在这里。久而久之，这些泥沙让云梦泽越来越小、越来越浅。同时，南宋末年至元朝，迁入这里的人口越来越多，人类围湖造田活动大增，所以到元朝，“云梦泽”就消失了，而今天的江汉平原已经形成。
历史地理发现的这种沧海桑田之变，是湖北的一段历史记忆。作为千湖之省，湖北省内大大小小的湖泊多与“云梦泽”有关，在它消失的同时，长江中游的河道也发生了巨大的地质变化。
什么地质变化呢？就是地壳在这个地方一侧抬升，一侧没有发生变化，地理学将地壳的这种运动称之为“倾动”。这次倾动大概发生在魏晋时期，地壳自北向南提升，长江干流在这种地壳运动之下，水流大增，动力加强，最终促成长江南岸洞庭湖的形成。
屈原在《九歌·湘夫人》中就写到了洞庭湖：“洞庭波兮木叶下”，但是那时候的洞庭湖与后来比小得很。考古学界在洞庭湖区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器物，那时候的人不可能生活在水下，只能推断如今的洞庭湖区当年是平原。魏晋时期随着长江北岸的地壳运动，长江中游和南部洞庭湖区之间的隔离带华容隆起，由于长江水流加大，切穿了隆起区域，使江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洞庭湖，湖因此不断由小变大。
在洞庭湖还很小的时候，湖南境内的几条大河都直接注入长江。地壳运动过程中隆起区域被长江切穿后，大量水体注入，于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形成了。这是大自然力量很强的表现。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增多，人们围湖造田，原来连为一体的洞庭湖经过人类的垦殖逐渐缩小，最终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南三大洞庭湖区。
长江中游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历史上同样经历了由小变大的过程。鄱阳湖最早也很小，大概同样是在魏晋时期，鄱阳湖南部地带发生了地质下沉。没有下沉之前这部分区域有农田、有人家、有行政建制，随着这部分区域下沉，江西境内的几条大河流进了这个低洼地带，于是鄱阳湖的面积不断增大，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子。随着洞庭湖面积缩小，到20世纪60年代，鄱阳湖一跃成为中国五大淡水湖中最大的一个。
“逐水草而居”是对于草原民族游牧生活的一种描述。古人究竟如何逐水草，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能始终只能停留在想象里，逐水草的细节并不清楚。其实游牧生活主要包括这样几个细节：
第一，季节牧场的变化。中国存在着三大牧场，内蒙古、青藏高原都是在高原上放牧，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则是在山地放牧。无论是山地还是高原，牧民往往根据放牧地带一年四季自然环境的变化形成四季牧场，其中冬、夏牧场在环境选择过程中最突出：冬季要选择向阳而且能保留牧草的地方，夏季要是凉爽、有水、有草的地带。以天山山脉的牧场为例，夏季牧场选择在高原最高处，冬季牧场选择向阳的山林或山坡一侧，春秋两季是介于冬夏之间的地带。
第二，游牧逐水草的过程就是为畜群寻找食物来源，由于牧草很快会被畜群吃掉，所以即使在一个季节之内游牧人也会不断流动。比如以固定的营盘为中心，牧民会每天更换放牧方向，三五天里圆周半径之内的草都被吃掉后，他们就要进行新的迁移。一个季节之内，每隔三五天，无论是蒙古族、哈萨克族还是藏族，都是在反复地迁移过程中完成放牧事业。
第三，在畜群之中，马的行走能力最强，一日之中走二、三十里，吃过草之后可以回到营盘；牛的奔走能力在10-15公里左右；羊的奔走能力最短，也可以跟在大的牲畜后面选择那些矮草。于是畜群有远近不同的放牧圈，牧民也需要根据畜群的种类安排迁移频率。
第四，游牧生活除了逐水草而居，草原上的人们也有自己的空间规则，这就是各有分地。牧民冬夏之间的牧场距离最远，但是一年的放牧范围在100到200多里。各有分地在和平时代是最通行的一种方式，战争会打乱一切，而战后新的分地会再度形成。
政治地理是服从于国家管理而划分的行政区。这种划分历史上经历过分封制和郡县制，都充满了政治谋略，核心均是保证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我们以唐代、宋代这两个非常时期的郡县制为例。
在人们印象里唐朝是一个盛大的王朝，却在国家管理、中央和地方分权上存在极大的误区。唐代中央给予地方官员的权利既多又大，最终引发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从盛唐进入中唐、晚唐，这是解决集权与分权之间关系的教训。
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以后，高度加强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利被牢牢地掌握在帝王手中，据当时的记载，“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也即军事、财政、行政大权皆由皇帝自己把握。赵匡胤及其继任者所做的地方行政区划、官员权利分配，也成为之后一千多年里各朝代治国理政者的一个经验，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官员的权利仅仅是政治地理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行政区划的界限问题。古人关于边界划分有两大理念和原则：
第一种是以山地或河流这种大自然中的边界作为行政区分界，叫做“随山川形便”。它的优势是由自然界形成的区域有相同的人文环境，容易管理。不利之处是山地、河流都是冷兵器时期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因而为割据独立者提供了条件。
为了防范这样的问题，第二种行政区划方式“犬牙交错”就出现了，即山地、河流并没有变成行政区完全的边界。比如隋代的江都郡（今扬州），辖区内长江穿行而过，既有江北，也有江南。这么划分是因为一方面长江是天险，以江为界对于国家来讲很是危险，另一方面隋代大运河修通了，扬州是重要的运河码头，这样长江南北列为一体，利于运河的管理。
又如明代的南直隶，是以南京都城为中心的首都特别行政区，区域内有两条大河，南边是长江，北边是淮河，淮河是中国南北之界，也纳入同一个行政区之内，如此犬牙交错。除了有天险不能作为边界的政治、军事考量之外，行政区划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考虑，就是“肥瘦搭配”。唐宋以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就转移到了太湖平原，从这里一路向北到达的淮河以北灾难深重。公元1128年黄河开始向南夺淮入海，黄河是长5000多公里的大河，淮河只有一千多公里，大河夺小河，当然水就容纳不下，于是每到洪水季节，淮河北岸一片灾难场景，凤阳府就在其中。这种“肥瘦搭配”的划界原则，结果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富庶的江南就可以援助闹灾的淮北，不必依赖中央宏观调控。这是犬牙交错的道理。
再比如北宋时期的一级行政区河东路，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但是当年的山西越过了黄河，不但管到了今天山西的地界，还管到今天陕北的吴堡县。因为距离不远就是西夏王朝，当年北宋人在这里发生战役，陕北就是前线，驻守在沿边地带的军队，所需大量粮食都是从河东山西一带运输，可是山西、陕西之间唯有府谷和保德之间的这段不是峡谷（当代也是如此，在临近黄河岸边是一系列缓坡），北宋时期这里是著名的渡口，便于粮食从山西渡过黄河运到陕北前线。也就是说，为了运粮方便，陕北这一带归属山西管辖。当然这一带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军事防御地点，防御战线从今天的神木一带，一直到吴堡一带，犬牙交错的形式也与之有直接关系。至今陕西吴堡的很多习俗还是山西的，就是因为历史上这里曾经归山西管辖，与山西有过密切的接触。
所有犬牙交错的行政划分，既是弥补随山川形便的行政区划过程中的不足，打破易守难攻局面，同时也服务于地区的政治、军事乃至于经济发展。今天的行政区划中，这两个原则也都有体现。
古人并没有一本完整的以交通地理为主的著作，我们复原的过程中，依据的都是行军打仗的路线。总的来看，古代中国东、西、南、北四方，可圈可点的重要道路甚多。
首先是以北京为中心，通向华北地区，越过黄河，今天京广铁路的北段，其次还有通向内蒙古京包铁路沿线，以及越过燕山山脉进入东北地区的一条道路。它们的形成至少都在5000到6000年以前。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太行山东麓从北京经保定、石家庄一路南下的这条道路，有近一万年历史了。也就是说，在九千多年前这里就有了古代的聚落，古代交通也就此而形成。
所有道路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以及与军事地理有关的故事。
从北京通向东北地区有一条狭窄的道路，就是辽西走廊。辽西走廊南出口为山海关，北出口在锦州，全长180公里，在这个狭窄地带，南、北出口从明清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发生过很多战役，原因就在于这是从华北进入东北最便捷、最平坦的道路。回顾明清那些大大小小的战役、王朝颠覆，几乎都与这条道路有关。
在大西北的关中地区也有一条道路，它傍渭河而行，渭河南、北分别有咸阳、长安。这两座城市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是最重要的共同点是都控制着沿渭河这条道路：在咸阳以西沿渭河北岸走，咸阳以东沿渭河南岸走，目的地都直指函谷关，这里是一争天下的核心地带。当年秦人都城从雍城最后到咸阳，就是利用这条道路完成统一。
当然还有大家熟悉的“蜀道难”，包括入巴蜀、越巴山的古代蜀道。入汉中、越秦岭有许多条路，越秦岭自东向西分别有子午道、灙骆道、褒斜道以及陈仓道，越巴山同样有金牛道、米仓道等。历史上这些道路也有大大小小的战事，尤其是南北纷争时期，不少英雄人物和战场都是这些道路上的亮点。
四川连接云南的道路很早就被人们利用，即分布在云南境内的古羌人族南下路线。由于地理环境险峻，道路时常中断，汉武帝时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使中断的道路重新通行。
沿着关中地区到河西走廊，一路进入新疆，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后丝绸之路变得复杂，沿着天山脚下和昆仑山形成了数条分支，而且每条分支诞生的时间不同，承担的职能却是相同的，在历史上形成几个不同的交通枢纽，包括楼兰、高昌、伊吾。作为中国东西之间一个重要的物资和文化交流纽带，新疆也就是当时的西域，自身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新疆经历过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并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疆文化面貌。
中国还有全世界开凿得最早的运河。早在公元5世纪，我们的运河就由南向北开凿，由此沟通了中国南北。早期的运河，无论是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还是战国时期的魏文王修造鸿沟，都不及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让我们印象深刻，再后来还有元明清之际的大运河。这些运河在促进南北物资交往的同时，源源不断将南方的大量物资聚集在都城附近。比如隋唐时期的东都洛阳，也就是运河的起点，附近有大量仓城，包括回洛仓、含嘉仓等等，每一个仓都是一座城，大量的粮食储存在这里。到北宋时期都城转入开封，运河同样维持了这里的经济、乃至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界之中的河道也发生了变化。
王安石诗中的“京口瓜洲一水间”的“京口”指的是镇江，“瓜洲”指的是扬州，原是一片江心州，但是唐代中期开始这片江心洲逐渐增大，与长江北岸连为一体后堵住了运河，于是就在新的瓜洲上形成了一条新运河叫伊娄河，扬州城也不再是临近长江的一座城市，长江水道从此之后改为从镇江走过。这是历史上大江自身发生变化后带来的改变。
从元代开始，都城建于北京，运河改经山东一直延伸到北京一带，最终形成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
南北向支流是历史上被利用的重要水道。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的河道、陆路交通，在很久以前就形成了，其中，公元前3世纪秦朝50万大军修建的灵渠到今天一直在使用。同时，在北方人陆续南迁的过程中，既留下了洪洞大槐树移民，在进入南方广东、广西、岭南地区后，又留下了珠玑巷移民的传说。珠玑巷移民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越过南岭，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的山间道路，最后移民停留在南雄一带的珠玑巷，经过数代之后二次移民形成群体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历史道路上不仅有战争，也有民生和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由各种各样的战争和人类活动形成的轨迹，总体上呈十字型，包括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两种轨迹。
其中，自西向东的轨迹形成与陕西关中地区有关，关中地区被山带河，属于古人所说“易守难攻”、有天然屏障的地带。古人把这种地带称之为根本之地，战可攻、退可守，于是历史上但凡从关中地区起步的政权，不但能够赢得天下，而且在历史上多次以弱胜强。
自北向南的关键性地带既不在黄河也不在长江，而是在淮河流域，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守江必守淮”。为什么古人会形成这样的战略观？从地图来看，淮河流域如果没有淮河、长江、黄河这样的标识，我们完全分不清哪里是长江、哪里是黄河、哪里是淮河，因为这三条大河之间没有分水岭。这样一来，淮河自然而然成为黄河向南延伸的地带，同时又是长江自然而然向北延伸的地带。同时，淮河流域处在黄河、长江这两大区域之间的中间之地，也是缓冲之地，战争在这里发生的话，就在军事和政治上形成不南不北的特征。
这种特征有什么好处呢？南北朝时期东晋以后的宋、齐、梁、陈等南方政权，在南北对峙过程中，最大的特点是淮河流域在南方政权的控制之中，形成了南北分治，南朝陈淮河流域落入到北方政权收手中，公元589年，隋文帝一举统一了天下。历史上还有类似的战例，正因如此，有人得出结论称：南北之争不在长江或黄河，而在于淮河，这就是守江必守淮的道理。其不南不北的地理特点，也是中国古代南北轨迹的关键性地带。
无论我们今天怎样向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梦开始的地方几乎都在城市。一座城市的起源之地，又是在哪里呢？研究认为，在农业社会，有一个能够提供丰富物产的土地，再叠加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这两个条件是一座城市兴起的必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城市崛起，都城脱颖而出。
从中国古代几大古都的城市平面布局来看，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建筑发展的过程，总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过程：
从战国一直到唐代，无论是都城还是其他城市，封闭型的空间管理几乎是城市管理的主旋律。正如我们在里坊制之中所看到的，大街中没有商家，甚至也几乎没有高门大户，都是被称之为里或者坊的高墙。这些封闭的高墙里，是每一户人家的院落和民宅，这些“里”和“坊”每天早晨打开大门，到晚上关上，这是城市封闭型管理的特征。在这种管理制度下，长安城从汉代一路发展到隋唐。
到北宋时期定都开封，里坊制被彻底推翻，于是我们看到了《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景象，与今天的城市面貌极为相同，看起来十分不稀奇，但是回顾中国历史就会知道，这绝对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变化。之后都城从北宋开封到南京，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北京，虽然每座都城均有自己的历史和变化，而且故事不尽相同，但是发展历程几乎相同：在农业生产的背景下，都城选址的关键性之一是交通，包括陆路、水路交通，保障所有都城均能获得南北之间的物资供给。
《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的所有内容，都是基于今天科学的地理观念，将古人的东西汇集在历史地理这一体系下。最后想讲一下古人的智慧，今天我们有一个熟悉的词汇叫做“地缘政治”，事实上古人对于地缘政治已经把握得非常好。
“烛之武退秦师”的故事记载在《左传》中，当时秦、晋两个大国联合攻打郑国，后者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是坐以待毙还是做出努力？有人提议让烛之武这样的谋士出去一定能解决问题，于是在被围城的情况下，城里的郑国人把他用一个筐吊下城墙，烛之武直奔秦国将军所在的营账之中，直言：如今秦、晋联合攻打，郑国没有任何还手的能力，但是将军打下郑国的结果会是什么？晋与郑是邻国，打下郑国之后的这片土地最有可能并入晋国。晋与秦也是邻国，对于秦国来讲，邻国的势力强大了对秦显然是不利的。如果留下郑国，秦国东征过程中，郑国正处在交通道路上，可以随时为秦提供各种后勤给养，只对秦有利而没有任何弊。秦国一想：的确如此，于是撤退了军队。晋人一看秦国退军，也只得退军。这就是地缘政治，也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之策。
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之中，古人应用这种智慧不是仅此一例。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也成为值得我们当代人研究的领域。
整理：王志勤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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