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5月13日，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57期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带来专题讲座，解读《职业教育法》的最新修订与中国教育改革的挑战。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对最新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和我国中等教育的一些看法。
我作为经济学家关注教育问题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经济学家关注教育问题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而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
第二，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西汉开始有举孝廉制度，隋代开始实行科举考试，中国人在1500年前就开始重视家庭教育。当下，教育问题更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中小学教育。过去由于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农村家庭没那么关注教育，但最近十来年几乎每个家庭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子女教育。
在这样的舆论场里，我觉得经济学家不应该缺席。我个人认为，因为拥有很好的分析工具和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所以经济学家做教育研究可能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成果。
大家现在都能感受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家长都被巨大的教育焦虑所笼罩。孩子之间、家长之间的互相竞争导致“内卷”，形成焦虑，引发很多社会问题。有社会新闻说，年轻的妈妈们被孩子的教育折磨得异常焦虑，甚至出现了精神问题。可见，教育已经变成当下一个普遍存在、被普遍关注、亟待改进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普职分流”问题。
我国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是指从小学到初中实行义务教育。过去30年，政府提倡义务教育结束后要对学生进行分流，根据中考分数线去就读普通高中或者职业高中，并且硬性规定了分流比例。因此，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中考压力要高于高考压力，因为如果考不上普高，就只有选择职高，最后接受职业教育。对此，大多数父母都不甘心，于是出现了严重的焦虑情绪。
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做了妈妈，每次听她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孩子教育，并且能感受到她们的焦虑情绪。当社会被这样的焦虑情绪笼罩时，我们的生活质量、社会活力都会下降，最终也会影响我们gdp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新内容；
第二，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产业需求；
第三，我们目前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第四，我对义务教育的一些看法。
新版《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要点
2022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业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这是自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后，时隔26年的首次全面重大修订。
新版《职业教育法》中出现了哪些新内容？
第一，新版《职业教育法》的“第三条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用。此外，新版去掉了旧版的“第十二条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整句表述。旧版《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初中之后要实施教育分流，即一部分孩子上普通高中，一部分上职业高中。新版《职业教育法》中去掉了第十二条中关于“分流”的整句内容。这是新版《职业教育法》相较于旧版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结合新版所提出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我个人的理解是，既然新版没有表述“不分流”或者“要分流”，那就意味着“不一定分流”。旧版《职业教育法》规定要实施强制性教育分流，即每个城市通过制定中考分数线，让分数线以上的孩子上普高，而分数线以下的孩子只能选择职高，二者的人数之比通常为“50：50”或者“60：40”。这种强制性的教育分流政策，正是当下导致家长们焦虑的罪魁祸首之一。
第二，新版《职业教育法》新增了“第五十三条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在新版实施前，职高毕业生也可以升入本科，只是一个省的录取率只有4%-5%，远低于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本科录取率，而其他的职高毕业生则只能升入高职院校读专科。因此，新版《职业教育法》打破了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学生之间的升学界限，拓宽了职业高中毕业生的发展路径，保障了职业高中毕业生拥有更加公平的升学机会，这是新版蕴含的一个巨大变化。为了满足更多职业高中学生的升学要求，预计今后职业学校会加强对学生的文化课教学，提高职业学校综合教育教学质量。
第三，新版《职业教育法》的“第十五条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专科、本科及以上教育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实施。”新版将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层次提升到本科以上教育层次。以前的高职院校只有专科，而现在意味着高职院校也可以办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前几年，教育部曾规划将我国的1200余所本科院校进行分类，其中一半划为技术类大学。按照我们现在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技术类大学就是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学，专门培养技术类人才或者高级产业工人。
上述三点是新版《职业教育法》的新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当然，因为立法都是明确一些原则性问题，具体在实施过程中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下一步怎么搞好我国的中等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立法是第一步，但只是开启了一扇门，之后如何来设计我国的中等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产业需求
一方面，我国中等教育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我国从1987年开始正式实施《义务教育法》，30多年过去，如今仍然存在义务教育发展区域不均衡问题。尽管我国城市地区的教育水平增长较快，但依据北大的调查数据，我国农村地区年轻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九年，这意味着许多农村地区的孩子还没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就选择出去打工。此外，我国城镇地区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未达到12年。
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教育部公布，2021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适龄人口是指在18岁-22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目前，我国一线城市普通高中的高考升学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八九十，这意味着只要孩子考上普高就基本上能考上大学，哪怕考不上本科也能考上大专。
同时，75%的职高毕业生上本科或者专科，可见我国青年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再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追求升学为主。
有人可能会说，身边很多职高毕业生都选择了就业，比如做厨师、理发师。没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在过去被称为“手艺人”，这些专业比较好找工作，所以这些专业的职高毕业生就业的比例很高。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职高毕业生的主要出路还是升学，因为选择升学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容易。现在许多高职院校（大专）甚至三本大学都面临招生困难的问题，因此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都非常低，低到只要学生报考就基本会被录取。这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同时也导致孩子们面临的竞争从高等教育前移到中等教育，从高考变成了中考。
从产业需求来看，当下一些职业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以为我国产业发展需要的还是那种非常低端的劳动力，或者说只受过一些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的劳动力，而这种认知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的产业现状。
我国的产业发展到今天，主要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两类。
一是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的就业占比自2010年开始下降，甚至整个工业的就业占比都在下降，这是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必经阶段。目前，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仅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的15%。全国就业人员总数是指我国的7亿劳动力，包括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
制造业就业人员可以分成高端工人和低端工人。
高端工人通常需要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因为他们需要掌握诸如操作数控车床、编程等技术，而职高毕业生往往胜任不了这些要求。我们到很多优秀企业调研时发现，他们的工人绝大多数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低端工人通常是指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人，他们通常只需完成简单的操作，比如给产品钉一颗钉子，然后产品再去到下一道工序。对于这样的简单技能，工人通常只需接受几周甚至更短时间的培训就可以上岗，根本不需要职高毕业，初中生甚至小学生都能胜任。比如在我老家江西省新干县，过去十年经济大发展时期，吸引很多箱包产业和灯具产业回乡发展，也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的就业。我的侄子、侄媳妇都因此去到工厂上班，他们文化水平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毕业，但他们完全可以胜任在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作要求。
二是一般服务业。一般的服务业岗位也不需要长时间的培训，比如饭店服务员通常经过三个月的岗前培训就可以正式上岗。只有那些所谓“手艺人”，比如厨师、理发师、车工、木工等，才需要经过比较系统和严格的培训。
三是产业辅助性服务业，这也是服务业的一种，即服务于制造业的服务业。产业辅助性服务业提供的工资水平较高且用工需求非常大，比如我们常说的“码农”。我们去高科技企业调研时发现，办公室密密麻麻的格子间里坐满了码农，因此产业辅助性服务业是新型的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码农们通常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大都是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换句话说，职高毕业生做不了码农。
四是金融、地产、教育等服务业。这些行业对就业者的文化水平要求更高，很多金融部门或教育机构对员工学历都要求硕士以上。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产业在不断升级，对劳动力的要求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还会持续变化。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一定要关注未来10年甚至15年以后的劳动力需求。到2035年，我国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如果还不能普及高中教育，恐怕很难符合全面现代化的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怎样普及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结合我国教育的现状和产业需求，我重点讲一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等教育。
现在流行的观点是，我们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应该是选拔制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焦虑，并且一直焦虑到幼升小、小升初，直到中考。当整个社会都处于严重的焦虑情绪中，很多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浪费性”学习。
我负责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前身）一段时间的教学工作，当时我们对招收硕士生的标准有过深刻的讨论。有老师认为，应该只招免试推荐的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基础比较扎实；也有老师认为，应该给其他学生留一些机会，让他们可以考进来。后来我看了这十几年我们硕士生的学业和就业情况，发现当初免试推荐进来的学生和自己考进来的学生在学业和就业上的差别不大，真正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他们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本科所在学校的层次（如是否属于国内的top5），而这一结果让我非常吃惊。
因此，我认为高考就是考你的智商和学习态度（母亲的影响），其中又以智商为主。既然是以考智商为主，问题的关键就不是题出的难易程度。无论题目难易，最后考上清华或北大的基本上还是那些既聪明又认知到学习重要性的人。
社会焦虑情绪下的浪费性学习最后会导致经济学所说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什么是“无谓损失”？你如果在市场上做生意赔了，其实你赔的钱没有消失，而是被别人赚走了，对整个市场来说没有任何变化。“无谓损失”指的是虽然你赔了，但也没有其他任何人从中赚到。比如，某个孩子每晚从10点学到凌晨2点，看起来非常辛苦，但这4个小时的学习可能就是“无谓损失”，因为无论他学多晚，只要大家都这么学习，最后他能考上的大学还是差不多。因此，所有人为考试选拔而进行的过度学习，就是“无谓损失”。
因此，当下这种以选拔为龙头，而且选拔节点不断前移的教育体制非常害人，再说远一点、大一点，这是在扼杀民族的创造力。
有一位企业家曾发邮件给我，说我谈到的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非常好，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未来，他为此资助我们国发院开展相关研究，于是我们有了现在专门的研究团队。他资助我们研究的动力来源于他儿子的经历。他儿子在美国读书，初中时成绩不好，到了高中才突飞猛进，他觉得如果他儿子在国内读书，很可能因为考不上高中而被分流去上职高。
当下这种过度重视早期选拔、层层选拔体制的教育把升学压力不断前移，而且让孩子全程都没有可以松口气的时候。于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学校就只教给孩子的如何考试，忽视了引导孩子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
我在国外留学时看到很多例子，一些中国留学生前两年在班上出类拔萃，成绩明显优于同班的美国同学，但到第三年写论文时就犯难，因为缺少创造力而找不到好题目，最后甚至有人因此退学。
国内的应试教育只是让学生习惯了按照老师的题目要求去解题，当我们进入创新型社会，如果还是沿用以往的方式来培养孩子，恐怕最后就是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而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教育的本质不是选拔，而是培养完整的人
我们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源——培养完整的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是让他/她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高尚的人以及具有远大理想的人，让他/她不被眼前的刷题所束缚、不要成为蝇营狗苟的人。这才应是我们培养人的目标。
大家不要以为我在说漂亮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内容之一是共产主义学说，而共产主义的根本追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自由意味着每个人不受外力的干扰，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潜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应该把培养人的目标定在如何挖掘个人潜能上，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成为一个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警醒那些以魔鬼式学习和掐尖式选拔为教育宗旨的所谓名牌中学，他们把整个中国的教育风气都带坏了，制造一些毫无必要的竞争。比如北大附中是想培养完整的人，让孩子们发挥自身潜能，但却受到来自斜对面中学的巨大压力，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那些所谓超级中学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顿悟，他们这样的做法会毁掉我们民族的未来。
可是，我这种说法会被很多教育界的人嘲笑，因为他们认为魔鬼式学习和掐尖式选拔才是最好的教育体制。我认为这是严重错误的，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也不符合每个孩子和每位家长的真正追求。哪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学习到深夜两点，最后成为一个解题机器？哪个孩子又愿意这么去做？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孩子都逼上独木桥？有人会辩解说，社会到处都是竞争，选拔制教育只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和缩影。这是大错特错的！我们可以从体制上改变这一点，也应该从体制上改变这一点。
我不反对学习，也不反对选拔，美国的孩子也是注重学习的，美国的高校也是选拔的，只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过早地让孩子进入魔鬼式学习和踩踏式选拔。未来的中国要走向创新发展，最需要的不是恶性竞争能力，而是创造力。
路就在我们脚下，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我们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问题是可以不那么恶性竞争、残酷选拔的。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一定要重视。
第二，教育不公平是共同富裕的重大障碍
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立志要建设一个平等、富强、公平的社会。否则，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我可以公开说，教育领域是我们当下最不平等的领域。共产党的理念是进步的，可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是退步的。退步表现在哪里？我国城乡教育差距在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大城市的高等教育都普及了，但农村年轻人很多还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从数据来看，我们研究了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口，发现出生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的人，他们的教育水平与父辈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最低，相关系数只有0.35，与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这说明当时我国穷苦人的教育水平提升得较快。而现在，这一相关系数上升为0.5至0.6，已经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又回到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会打洞”的年代。
我读书在北大，工作也在北大。在我读书时，班里35人中有三分之一来自贫困家庭，甚至还有两名同学是孤儿。今天我在北大上300人的大课时，问哪些同学的双亲是农民？全场大概只有两三个同学举手。当下的北大已经非常精英化。不仅如此，北大的学费25年都没涨过。我1997年回国，当时北大的学费是5000元一年，到今天仍然是5000元一年，但现在国内许多三本院校的学费已经高达8万元一年，民办高职院校也要靠学费活着。上这些学校的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我们相当于给农村家庭制造了一个双重的惩罚机制：一重惩罚是农村家庭的孩子考上精英大学的概率很低；另一重是即便考上差的大学，还要面临比精英大学贵数倍的学费。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们也去调研了职高和技校，发现90%的孩子都是来自农村家庭。这些现象正常吗？
我们现在谈发展职业教育，有人美其名曰是因为孩子们有不同的兴趣和特长，比如逻辑思维能力强的就应该上普通高中，动手能力强的就应该上职高。农村的孩子更多地进职高和技校，难道意味着农村的孩子天生都是所谓逻辑思维能力不太强的人？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智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是平均的，不可能城市家庭的孩子就天生逻辑思维能力强，而农村家庭的孩子就天生动手能力强。可能的情况只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应该去打破这个工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下去。
我们也做过研究，发现一个孩子一旦上了职业高中，他的职业就基本被锁定在低回报行业中的低回报工种里，甚至一生都不可能再有变化。他们就业后的收入和上过普高的毕业生收入差距会一直存在。如此一来，我们的职业教育不就成了阶层固化的工具吗？
中考后的强制性分流，还造成了家庭选择的下移，特别是农村家庭，在孩子要初中毕业时就不得不考虑孩子的未来，而且经济成为重要的决策因素。因为只要孩子的成绩稍微不好，就只能去上职高，最好的出路是毕业后升学上一个高职院校读大专。另外一条路就是初中毕业后就直接去打工，比如做流水线工人，月入3000元不难。我侄子、侄媳妇都在流水线上工作，收入一个月四五千。试想一下，从职高到高职的六年时间，读书要交昂贵的学习，打工每年能有数万元收入，里外反差能达到40万左右。
对于家庭而言，只要不是孩子在学习上特别有前途，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让孩子初中毕业后直接去打工。这样一来，中考后的强制分流只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成为我们共同富裕目标的最大障碍。
第三，职业教育不能忽视知识学习与人格培养
大家可能会说，你为什么如此反对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去调研时发现，搞中等职业教育的人从骨子里就觉得我国还需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普通劳动力，他们内心深处就把职业教育矮化了，尽管他们总是强调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我们每个人都在从事一份职业，老师是一份职业，工人也是一份职业，为什么要通过职业教育来把大家的职业分类呢？一名负责职业教育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当年德国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给老百姓安排出路让他们去做工人，于是美其名曰为“职业教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事一份职业，因此没有必要分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
这次新版《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是正确的。
还有人说，搞职业教育是要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我觉得这还停留在30年前的思维，认为劳动就指苦干，比如像当年要年轻人上山下乡或是到农村去吃苦一样，通过苦干的方式来培养年轻人的劳动精神，但现代社会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方式。培养劳动习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培养动手习惯”，所有孩子都应该培养动手习惯。我在成都调研时看到小学生们在学编程，他们通过编程、组装并焊接完成了一辆遥控车。虽然做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孩子们边做边玩，乐在其中。这就是与时俱进培养孩子动手习惯和创造力的很好方式。
当下我们很多职业教育只教学生程式化的技能，不讲解背后的原理，这是最致命的一个缺陷。我们去职业高中调研，孩子们都照着程序做而不问为什么，老师也不告诉孩子们为什么，只教操作程序。于是，这种所谓的培养动手能力，最后只停留在肌肉能力，脑力没有提高，一旦这个工种被机器替代，这些人学习和转岗的能力非常有限。
既然大多数职高毕业生要上高职，我们就应该先在职高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等升入了高职院校后再培养动手能力，这样也学得更快。
职业教育普遍轻视文化课。现在很多高职院校因为招生较难，文化课招生分数线都降到200分左右，这意味着学生不用学习太多文化课就能考上高职院校。但文化课于孩子一生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一个孩子如果错过了高中的语文课，就没有阅读到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今后也很难培养阅读的习惯；如果错过了高中物理课，就不懂得基本的物理世界怎么运作；如果错过了高中的政治经济学课，就不知道这个社会如何运作。这样的孩子在职高毕业后两眼一抹黑，这个人是不完整的，他很可能最后就变成了网上的“喷子”。而且，美好的高中生活值得人一生去回忆，比如可能遇到那些引导你建立世界观的好老师。我很庆幸，上高一时遇到了一位极好的语文老师，不仅她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让我们听得心潮澎湃，而且她还带我们去骑车郊游、去夜爬华山。那些经历是我一生的宝贵回忆。因为高中阶段是我们每个人开始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但凡有一位好老师点拨一下，我们可能终生受益。
对义务教育改革的建议
我认为当下最好的教育改革方案是从小学到高中实施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目前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时间总共是12年，但其中有两年浪费在“刷题”上，即中考和高考之前的最后一年。因此我认为，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时间可以缩短为10年。
具体而言，让孩子满6岁后先上学前班以适应小学生活，等满7岁后再正式就读小学；小学和中学都安排为五年制教学，且不再区分初中和高中；17岁中学毕业后可以选择考本科或专科，也可以去上技校或中专，当然也可以直接就业。一些本科院校可以开设预科，让已经录取的学生先学习预热一年。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完整的中学教育。17、8岁以后，孩子心智成熟了，家长和孩子都清楚了是否有考上本科的能力，这时再依据自身情况选择下一步的路。
当然，上述只是一个理想化的改革方案。在新版《职业教育法》出来之后，作为过渡，我认为我们至少要做到两点。
第一，取消中考后的强制分流。家长和孩子可以自由选择是去读普高还是职高。
第二，给予地方教育部门自主权。让各省自行决定要不要中考后实施教育分流、怎么分流以及怎么去办中等教育。
此外，每所学校都应要求孩子掌握一些劳动技能，可以学编程，也可以学车工，等等。如果不是每所学校都具备开展劳动技能课的硬件条件，那么可以在一个县或是一个区集中建设一些劳动技能培训中心，就像当年的少年文化宫一样，对孩子们开放。
综上，唯有对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改革，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应该有的样子。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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