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丁 隆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以来，局势最动荡的地方并不在首都市内，而是在喀布尔国际机场。连日来，这里见证了堪比“西贡时刻”的美军仓皇逃离以及蜂拥而至的阿富汗人。
挤进机场的阿富汗人拼尽全力甚至不惜搭上性命，只想通过这个危险通道离开祖国。
最令人揪心的莫过于悬挂在美军运输机起落架上的阿富汗青年像断线风筝般坠落，婴儿被家人隔着铁丝网递给美军士兵的画面。
生离死别的悲情故事也折射出阿富汗风云突变之后，正在发酵的阿富汗难民潮。
美欧媒体最近对即将到来的难民潮问题予以越来越多的关注。曾在2015年至2016年遭遇难民危机的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更是开始担心难民危机重演。
阿富汗难民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这个饱受战乱折磨的国家已有近500万人逃离祖国。若非边界关闭，会有更多难民涌向邻国。
目前阿富汗难民大致有三类：一类是战乱导致的难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今年1月以来，随着部分地区军事争夺加剧，尤其美军撤离步伐加快导致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阿富汗境内已有超过55万流离失所的国内难民。
第二类是担心遭到新政府清算者，包括曾被美军雇用的翻译和后勤人员以及前政府官员等。也有一些人担心新政府实施严厉的宗教和社会管制措施。
第三类是经济难民，即受贫困等经济因素驱动，设法离开阿富汗者。
新出现的难民潮与美国匆忙撤离导致的政局骤变直接相关，阿富汗政府垮台，塔利班主导的政府即将上台，引发一些人的恐惧。
毕竟，一直以来塔利班被认为代表着阿富汗多数民族——普什图族，其意识形态是迪奥班德派、萨拉菲派、政治伊斯兰和普什图乡村文化的混合体，对于多民族和多教派的阿富汗而言，其代表性并不够广泛。过度注重服饰等社会行为的高仪式感，使阿富汗塔利班与喀布尔等大城市居民、塔吉克族和什叶派等存在着文化鸿沟。
就执政实践而言，作为武装派别，塔利班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国家治理、经济建设和外交等方面乏善可陈。这是一部分人不认同塔利班执政、不惜代价逃离阿富汗的原因，也体现了阿富汗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深刻危机。
从经济方面看，美国的军事占领加剧了阿富汗经济困境，为乱局过程中以及当下的难民潮埋下伏笔。
过去的二十年是阿富汗“失去的二十年”。美国是破坏者而非建设者，美军占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重建，而是纯粹出于霸权和地缘政治野心。美国的占领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工业发展毫无帮助，反而加剧了其经济依附性，培育了一个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庇护主义、裙带关系和腐败盛行的畸形经济体。
在此期间，阿富汗经济发展毫无起色，却经历了“人口爆炸”。人口增长了1倍，达到4000万。然而，阿富汗群山绵延，耕地面积小，且土地贫瘠、气候干旱，超过一半的粮食依赖进口。
工业革命的春风未曾吹拂这个高原山国，阿富汗至今仍是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国，且鸦片种植占据农业生产的一大部分。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外国援助以及北约驻军带来的服务业。美军撤离并相应削减援助，将使阿富汗经济面临崩溃风险。
因此，解决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关键在于阿富汗政治转型和经济重建顺利推进，组建包容性政府、开启国家重建是当务之急。
同时，国际社会及时伸出援手也同样重要。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日益迫近的阿富汗难民潮，美国和西方开始逃避责任，企图“甩锅”。
美国目前仅承诺接纳1万名曾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政治难民”，这些人都是曾为其服务的“合作者”。由于担心类似2015年的叙利亚难民潮重现，再次引起选民强烈反对，欧洲国家在接纳阿富汗难民问题上也吞吞吐吐。
有媒体形容说，欧洲已经开始“抓紧对可能到来的阿富汗难民关门”，一些国家做出的承诺羞于启齿，甚至有国家“慷慨”地表示愿意最多接纳10名阿富汗难民。
更荒唐的是，一些政客开始呼吁所谓“国际共同责任”，要求阿富汗邻国承担接纳难民的“主要责任”。需要明确的是，援助阿富汗固然是国际共同责任，但这种责任是有区别的，应遵循“谁惹的麻烦谁负责”的基本原则。
阿富汗与叙利亚的难民潮根源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作为阿富汗乱局的始作俑者和直接责任人，美国和西方不能甩甩袖子一走了之，把烂摊子留给阿富汗人民和邻国。这将使这个国家的自立自强更加遥遥无期，地区安全和发展也将背上沉重包袱。
经历数十年的外国占领，阿富汗重新回到阿富汗人民手中，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站到了历史转折点，“阿人治阿，阿人主导”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同时，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使阿富汗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阿富汗国内主要政治力量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自身转变并引领国家政治转型和经济重建。
国际社会应对其多一点耐心，对阿富汗人民多一点爱心，才能帮助其应对难民潮等多重挑战。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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