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采访者赵锡军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中国经营报。
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社会越发强调绿色低碳，经济结构变革对金融市场提出新要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该过程中，我国金融市场蕴藏着巨大新机遇，但同时，我国目前投入绿色低碳项目的资金额度，远未达到转型需求，其中，esg投资仍是短板。
赵锡军指出一系列需关注的问题，比如我国esg披露目前缺乏统一要求，定性信息多，定量信息少，难以评价；从评价体系来看，现有评级体系关注的主体基本集中于上市公司，评价标准及要素亦并未统一，为“漂绿”行为创造了空间，同时，esg 评价信息库建立需进一步推进。
赵锡军建议，发展esg投资，要建立信息披露到评级体系，再到投资端建设的完整互通链条，同时应参考欧盟esg监管标准，统一esg评价体系及披露标准，有效克服“漂绿”现象，打造好金融绿色引擎。
产品匮乏不能满足市场
《中国经营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金融是重要抓手，这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赵锡军：一方面，双碳目标要求完成现有高碳及含碳资产负债的绿色化改造。仅从贷款来看，按照央行统计，2020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84.8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173.7万亿元；企业和政府两项债券余额为73.68万亿元，而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约12万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约为6.9%。
如果按照最宽松的假设，所有绿色贷款项目都具有低碳、零碳和减碳的作用，那么，要在10年内把比例从6.9%提高到50%，每年的增长比例必须达到4.3%，也就是说每年必须完成7.45万亿元贷款存量的绿色化转化，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就目前投入绿色低碳项目的融资而言，无论是规模、方向和产品，都与实现双碳目标所需有较大差距。从数据来看，按照央行统计，2021年6月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3.92万亿元，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绿色金融产品，除此之外，还仅有一部分绿色债券和少量绿色基金。而针对实现双碳目标的资金需求，各方面机构平台已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均为百万亿元人民币。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实现双碳目标，仅靠政府资金投入远不够，大量资金需求只能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而发展esg投资是重要一环，但目前这是短板。
《中国经营报》：esg投资“短”在哪里？
赵锡军：双碳目标金融支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端是融资支持，另一端是投资支持。目前我国融资一端在esg领域不断推进加强，金融监管已推出政策支撑。
但从投资端来看，问题明显，举例来说，目前我国esg投资产品类型、数量匮乏，规模较小。按照央行统计，2020年末，我国绿色债券存量约8000亿元，占全部企业和政府债券余额的比例仅约为1.09%；而与esg挂钩的基金产品和股权投资产品，以及金融衍生品，则更是规模有限，与国际上成熟的esg投资市场具有较大差距。
总体上看，我国资本市场对esg投资仍不够熟悉，市场规则需进一步完善，要想实现双碳目标，esg投资必须尽快发展推进。
《中国经营报》：我国esg投资产品较为匮乏，从支撑双碳目标看，我们有哪些推进产品发展的路径？
赵锡军：可以考虑的方向有很多，比如：在绿色债券方面，我国可以发行政府绿色专项债、中小企业绿色集合债、气候债券、蓝色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等创新绿债产品；改善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吸引境外绿色投资者购买和持有相关债券产品。
在绿色股票市场方面，可以简化绿色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的审核或备案程序，探索建立绿色企业的绿色通道机制。对一些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较好的绿色企业，支持优先参与转板试点。
在绿色基金方面，鼓励设立绿色基金和转型基金，支持绿色低碳产业的股权投资，满足能源和工业行业的转型融资需求。
在私募股权投资方面，鼓励创投基金孵化绿色低碳科技企业，支持股权投资基金开展绿色项目或企业并购重组，引导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区域性股权市场合作，为绿色资产（企业）挂牌转让提供条件。
在环境权益市场和融资方面，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探索碳金融和碳衍生产品。
遏制“漂绿”现象应统一评价标准及披露要求
《中国经营报》：从欧美发展经验看，建立完善的esg投资市场，需形成从esg信息披露到esg评级体系，再到esg投资较为完整的决策链条，从我国esg信息披露情况来看，目前有哪些问题需要重点突破？
赵锡军：esg信息披露、esg评级体系、esg投资三者需协调发展，而esg信息披露是基础环节，缺乏有效数据，esg投资将无的放矢。总体来看，我国esg信息披露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从披露要求来看，目前缺乏统一要求，部分上市公司参考了成熟市场标准来操作，比如说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地的市场要求，披露信息标准不统一，直接造成esg评价难以进行。
其次，从披露内容来看，企业披露的定量信息少，定性信息多，从根本上看，这是因为双碳目标行动方案未推出，监管对于不同行业的碳排放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还未定。
再次，从披露的意愿来看，我国上市公司esg主观披露意愿不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方面解决：一是监管引导下，制定评价体系，根据不同公司披露数据情况，给予不同扶持政策；另一方面，在披露信息基础上，通过评级，促使表现较优的公司esg金融产品更易获得投资。
《中国经营报》：近些年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国陆续有机构参与到esg评价体系建设中，截至目前已有多家机构形成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并对外提供esg相关服务，整体来看，你认为我国目前的esg评价体系是否适用本地企业实际情况？
赵锡军：不能否认，我国大多esg评价体系在建立时，参考学习了国际上已经相对成熟完善的主流esg评价体系，但部分机构推出的esg评价体系，已剔除了不适用或者难以获取具体数据的指标，并灵活地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指标，如扶贫贡献、社会责任报告，以及证监会、银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处罚情况等。
尽管如此，整体来看，我国esg评价体系仍存在诸多不足，需监管部门引导：
现有评级体系关注的主体还是基本集中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仍相对较少。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并逐步要求全部融资主体提供esg评级结果，并据此进行发行资格和融资条款的审批。
当前各机构都建立了各自的esg评价体系，其中各项指标和相关标准不尽相同。因此，监管部门应立足于中国国情，综合考虑国际标准和我国市场特点，建立更加完善、统一的esg 评价标准，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信息使用者。
第三，目前我国esg评价体系及其披露机制仍在探索发展阶段。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合理的esg指标披露机制，将其作为融资主体信息披露的一部分，对披露时间和标准做出明确规定。同时也要进一步推进esg评价信息库的建立，使利益相关者能够更便捷、及时地获取esg评级信息。
《中国经营报》：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漂绿”行为正逐渐增多，致esg市场混乱，除企业外，部分资管公司也利用“漂绿”来增值产品宣传，你认为应如何避免“漂绿”行为？
赵锡军：从根本上看，esg评价标准的不一致性、碎片化，导致市场泡沫产生，也为“漂绿”创造了空间。这方面可参考欧洲做法，目前欧盟已建立统一的esg监管标准来保护投资者，克服“漂绿”现象，其中，欧盟esg相关的政策体系中最核心的标准是nfrd、sfdr和分类规则。
除了评价体系的一致，披露的一致性要求亦至关重要，欧盟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推行分为两个阶段：2022年之前的第一阶段，要求所有资产管理公司都必须发布其有关可持续性流程的信息，并根据其产品对气候和社会的影响分为深绿色、浅绿色和不可持续三类；2022年之后（包括2022年）的第二阶段，资产管理公司被强制报告碳足迹、对活跃化石燃料行业公司的投资等，我国可适当借鉴。
整体的披露要求及统一的评价体系，将有效遏制“漂绿”现象，促使esg投资回归本源，也会推进我国esg投资发展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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