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近日，imi所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上发言指出，危机之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要以人为本。面对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困局，世界各国都在忙着进行宏观政策调整，但人们对于更为根本的经济增长理念转型却有所忽视。全球经济全面进入高杠杆运行阶段，金融角色开始蜕变，实体经济开始为金融服务，金融以中介功能为主转化为以信用创造功能为主，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超越熨平经济波动的界限开始沦为过度增长的推手。经济要为人服务，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奇迹证明，政府与市场是可以互补的，是可以达成微妙均衡的。
以下为文章全文：
从美国通胀看“美国优先”的反噬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和美国都处在一个低通胀期，甚至有些专家说，全球迎来了“无通胀增长”的美好时期。尽管2008年以来美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但通胀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原因前面有些嘉宾也谈到了，我想再强调一下，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分享了全球自由贸易的红利。
二是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有一个向全球分摊通胀压力的通道。
三是美国可以凭借主权信用优势向全球借债维持财政平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美国货币创造的压力。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美国虽然遭遇像2008年这样的次贷危机，但仍然能够获得非常平稳的通胀表现。
但是最近，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突破了2%的通货膨胀目标，一度超过了5%，现在也是在高位运行，原因有三个：
一是贸易战中断了红利分享，美国通过“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阻断了分享全球自由贸易红利的机会。
二是美元相对地位下降阻断了向全球分摊压力的能力。
三是美国主权信用呈现下滑趋势，诱致全球减持美债，此前通过借债维持预算平衡的趋势风光不再。
这是我要谈的为什么2018年以前，甚至于2020年以前美国可以守住2%，之后美国守不住的原因所在。
归根结底，此番通胀凸显出“美国优先”的反噬效应。
一是现在美国不能养活自己，只能依靠全球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理应优先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有效运转和低成本循环。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二是美国需要向全球借钱维持财政平衡，理应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友好相处，但不知为什么，它不能友好相处。
三是美元霸权需要让全球分担风险，理应通过审慎货币政策保持美元稳定，但是从2008年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量化宽松政策来看，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是审慎的。
美国困局凸显了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从历史上看，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的宏观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没有受到太大的挫折，可以说是屡试不爽。为什么这次不行？我们需要追究一下最根本的原因。以前美国所面临的经济金融危机有一个共性，就是市场本身出了问题。而主流经济学的政策工具箱中有充足的应对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冲击的工具，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的数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美国都是拿出了工具箱中的政策进行组合应对，效果不错。但是在应对此次经济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进退失据，效果不明显。
实际上，学术界和一些媒体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失灵，而是人失灵了。主流政策的工具箱在中国实施效果是不错的，至少在目前看来是这样，那是因为在中国应对金融经济危机的政策工具中有应对人失灵的适当工具。当然中国的政策工具操作和政策实施效果，我们还需要进行理论总结，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我们应对这场危机的货币政策操作还是比较从容有效的。
需要特别提到一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凸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人本主义。前面已经提及，这次危机不是市场出问题，是人出了问题，所以救市先救人。与此相对应，我们提出并实施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而这一政策实际上就包含了人本主义的精神，以及不偏不倚、中正仁和的哲学理念。如果追根溯源的话，美国和西方国家口口声声说人权，但是他们的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根本没有考虑到人。大家可能要问了，主流经济学不是有经济人假定吗？但经济人实际上不是人。经济人说白了就是强调理性的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市场无所不能，过分迷信市场机制的纠偏能力。所以，以此为基础的应对措施，就不会十分有效。
全球经济困局预示经济增长理念转型
面对新冠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困局，世界各国都在忙着进行宏观政策调整，但人们对于更为根本的经济增长理念转型却有所忽视。问题恰好在于，如不首先明确增长理念，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便会迷失方向。只有把经济增长理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协调问题。实际上，此次全球经济困局预示着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型迫在眉睫。
第一，从历史上看，欧美经济本来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卡特时代以后，伴随一股金融化的浪潮，整个欧美经济开始了外源融资转型。形象一点说，欧美经济开始从“攒钱增长”迅速过渡到“借钱增长”，企业开始负债经营，政府开始借钱维持，老百姓也迎来了寅吃卯粮的时代，全球经济全面进入高杠杆运行阶段。
第二，金融角色开始蜕变，原来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从此以后实体经济开始为金融服务，有人非常形象地做了一个比喻，在之前企业是太阳，金融是地球，但是到外源融资转型后，金融是太阳，企业是地球，全球整体经济格局实现了从“日心说”向“地心说”的可怕逆转。
第三，金融从中介工具变为刺激工具，金融以中介功能为主转化为以信用创造功能为主。当然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大家可以做进一步探讨，包括货币在内的金融工具到底应该具有中介性质还是信用创造性质，这一问题注定还会争论下去。但此次危机给经济金融运行的警示是，不能过度强调金融的信用创造功能。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超越熨平经济波动的界限开始沦为过度增长的推手。
基于以上讨论，全球经济金融运行重回正轨需要完成一系列的理念回归。
第一，实体经济特别是企业要回归核心角色。企业要从现在的“地球”回归到“太阳”的角色，我们之前一直讨论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要扭转“脱实向虚”的局面，其要害便在于此。
第二，金融要回归中介角色。现在金融太强势了，要回归中介角色，要冷静下来安静下来，做好金融服务。
第三，企业要回归有本经营。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沉湎于负债经营，高杠杆运行，风险太大。
第四，经济要回归有限增长。当期可利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利用资源要有节制，不能一味地“寅吃卯粮”，靠向未来要资源来推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经济要回归有限增长，给子孙后代留点东西。
第五，市场要回归有限竞争。我们学习主流经济学，知道竞争会产生效率，这个我们不否认，但只强调竞争产生效率是片面的，竞争还会挤出风险，所以，市场要回归有限竞争。有限竞争本质上讲就是在效率与风险之间求得平衡。从真正意义上讲，有限竞争就是有效竞争。
第六，资源配置要由跨时攫取回归跨时关怀。总书记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体现了这个理念。对此，要特别重视中国古典哲学理念与文化传统的价值。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他甚至认为全球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明的身上。当时我读汤因比的著作时，看到这个结论感到很诧异，在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一个西方的历史学者竟然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从现在来看，汤因比此言不虚。中华文明的精髓和经济增长理念的转型具有内在关系，我梳理了以下几点：一是自然秩序，道法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哈耶克等曾经强调自由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另说），其实崇尚自然秩序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二是人本主义。前面我已经谈到了，经济要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经济服务，利益要围着人转，而不是人围着利益转；三是整体主义。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的，两者是替代关系，而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奇迹证明，政府与市场是可以互补的，是可以达成微妙均衡的。
以上讨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危机之下，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要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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