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多年来市场的一个疑问是，世界上很多经济体都掉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能够摆脱这一命运吗？即我国经济能够过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
二战以来只有13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说，这一疑问是有根据的。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100余个中低收入的经济体中只有13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其余的要么经济还未起飞，仍处于低收入状态，要么经济曾经起飞但未能持续而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从发达经济体而回落进“中等收入陷阱”者，典型的是拉美的阿根廷和亚洲的菲律宾。13个实现了跨越的经济体中，又只有7个成为了发达经济体，5个在亚洲，即日本、南韩、中国香港、新加坡与中国台湾。
我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但其实，时至今日，这一疑问应该已经可以轻松得到解答了；对我国而言，现在已经不是能不能够跨越的问题，而是何时跨越的问题，而何时又是今后3年中哪年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2020年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即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分界线为人均gdp12535美元。
2020年我国人均gdp为72447元人民币。以美元计，按2020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6.8974计算为10504美元，离12535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门槛差19.3%; 按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46计算为11215美元，离12535美元只差11.8%。
关于2021、2022和2023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市场预测分别在8.5%、5.5%和5.5%左右（实际增长速度），即今、明、后三年共增长21%左右，已明显超过11.8%了。则，按2020年价格和当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46并每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以2020年的0.33%计算，我国人均gdp2021、2022和2023年将分别达12128美元、12753美元和13411美元，2022年就超过“中等收入陷阱“门槛的12535美元，2023年更大幅超过。这就是说，我国将在2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若考虑预测误差，在2023年，即在3年内跨越应该是稳当的。关于这一结论，只要今后2、3年我国经济不出现大的问题，其实已经是一个算数的问题了。
人的经济行为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那么有人会问，为何世界上这么多经济体都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我国能够呢？这可从多个角度来回答；以笔者之见，若要从根本上回答，应该考察国人（我国人民）与他国人在经济行为上的差异。
社会是人的组合，社会活动是人的活动，因而人的社会行为是一切社会活动强度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盘古开天地后世间的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人是推动社会不断前进的真正动力。
经济活动当然也是人的活动，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因而人的经济行为是经济活动强度与效率的决定性因素。高强度与高效率的经济活动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因而人的经济行为是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人的经济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早已为经典思想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认识与强调，包括马克思、毛泽东、韦伯、舒尔茨、熊彼特、刘易斯、亨廷顿、刘遵义、金耀基等。
国人的五大经济行为特征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
那国人的经济行为如何呢？有心且仔细观察并与他国人认真比较，不难发现现代国人的经济行为呈现五大特征，即超高的致富欲望、超强的吃苦精神、炽烈的学习热情、高昂的储蓄/投资意愿、和强烈的攀比心理。
正是此五大特征，在过去的40余年微观上致使国人比他国人更强烈地向往致富、更吃苦地劳动与工作、更具热情地学习与进步、更节省地生活但更多地投资、和更用心地去竞争，宏观上则导致我国劳动力与物质资本大量投入、人力资本大幅提升、技术快速进步、结构迅速优化与制度不断改革，从而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高速增长，进而创造了人类历史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
又正是此经济增长奇迹，使得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飙升到2020年的11215美元，如前所述，已至“中等收入陷阱”门槛的边缘并即将跨越这一门槛。
这就是说，国人的五大经济行为特征是我国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决定性因素。
有人会说，这五大经济行为特征外国人也有啊？的确，这些特征在一些外国人身上也有所呈现，但是，没有国人如此全面与鲜明，没有五大特征齐备，更没有达到”超高“、”超强“、”炽热“、”高昂“与”强烈“的地步，包括那些所谓儒家文化圈国家与地区的人。所以，五大经济行为特征为国人所独有，这就解释了为何人类最大经济增长奇迹独一无二地产生于我国和我国不会像很多经济体那样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五大经济行为特征来自于国人的“有为”精神
国人五大经济行为特征的一个共性，正像“超高“、”超强“、”炽热“、“高昂”与“强烈”所体现的，就是“狂热”（中性词，没有贬义），因而改革开放后国人的经济行为可用“经济狂热”来形容。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前国人的行为可用“政治狂热”来形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所以，改革开放前、后国人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即“狂热”，只是对象不同，前是针对政治的“狂热”，后是针对经济的“狂热”。“狂热”表面上意味着行动力的超强，背后却意味着精神上的“有为”。因而国人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狂热”和之后的“经济狂热”表明了精神上的一个共同点，即“有为”精神。
上了年纪的一些国人经常挂在嘴边而他国人难以理解的“事业心”、“上进心”、“干一番事业”、“闯一番天地”及“光宗耀祖”等词语，正是国人“有为”精神的真实、确切与生动写照。
“有为”精神源于儒家的“入世有为”主义
“有为”精神又源自何处呢？，精神上的东西当然源自于文化、哲学或宗教。国人的“有为”精神当然来自于我国独特的文化、哲学或宗教。我国的文化、哲学或宗教有儒、释、道三家并立又融合之说，但总体而言儒家占主导地位，因而国人的“有为”精神源自于儒家文化、哲学或宗教。
儒家文化、哲学或宗教与其他文化、哲学或宗教（包括本土的道教、佛教和世界的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甚至基督教）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确定性地并一以贯之地“入世”；其他文化、哲学或宗教则都是以“出世”开张，后来部分地引入了“入世“元素。
儒家“入世”为何？首先是与其他宗教同样“为善”，因而“入世为善“是儒家学说的首要支柱。但不仅如此，儒家还强调努力与有效地”为善“，既要”有为“。所以”入世有为“是儒家学说的另一大支柱，且是区别于其他文化、哲学或宗教的关键所在。
为了做到“入世有为“，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有为“的途径、方法、标准及规范，形成了一个”入世有为“主义体系。所以，儒家有两面性，有注重”为善“的保守性一面，也有强调”有为“的进取性一面；两面都很鲜明。
如此的儒家“入世有为”主义正是国人“有为精神”的文化或哲学渊源；国人的“有为”精神正是在儒家的“入世有为”主义的长期熏陶下培育出来的。因而，儒家的”入世有为“主义是国人五大经济行为的思想源泉，进而是过去40余年我国创造了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和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文化或哲学渊源。
文化视角下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鉴于以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很多经济体不能，而我国能且即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了。其实，第二此世界大战后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并达到发达水平的7个经济体中5个都是所谓儒家文化圈，或起码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由此就不难可看出儒家“入世有为”主义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意义了。
这就是文化视角下我国经济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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