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孙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载于凤凰新闻9月27日。
虽然中美经贸脱钩势必将加快外迁进程，但两大因素将继续制约着外迁的速度与范围。
过去10余年来我国部分产业外迁的现象已受到市场广泛关注，而近几年中美经贸脱钩、拜登上台后也未见改善使得市场对今后产业外迁加速的趋势更加担忧。的确，很多美国及其盟国的企业随中美经贸日益脱钩而加快撤出我国的可能性不能低估。由于成本等市场原因部分外国企业，甚至我国的一些企业迁至他国的现象也将持续。
若产业大规模外迁，则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保，甚至陷入目前很多国家“制造业和经济空心化”的境地，进而不但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制造业与经济大国地位也将丧失，不可谓不堪忧。
但堪忧归堪忧，却不必过于担忧。
首先，产业外迁的程度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国产业的外迁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2012年以来外迁速度有所加快；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外迁又进一步加速。但过去10余年来，实际上的外迁速度有多快，范围有多大呢？从我国制造业名义增加值的情况来看，2010至2020年间年均增长9.3%，比同期全球制造业名义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快5.6个百分点，使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从18.2%大升至29.2%（见图1），上升11个百分点。出口形势也类似。2010至2020年间，在全球贸易年均增长1.4%的情况下我国商品出口总额年均增长5.6%，比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增长快4.2个百分点，从而我国商品出口总额的全球占比从2010年的10%升至2020年的13.3%（见图1），提高了3.3个百分点。这清楚地说明产业外迁的速度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快。
究其原因，一是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与我国相比毕竟经济体量小，制造能力弱，所能吸收的产业迁入有一定限度，二是我国完备与强大产业链的存在使得真正外迁出去的只是那些产业链较短的中低端产业，如服装、鞋帽、家具等，电子信息产品的迁移大都限于组装，所以外迁的产业范围也有限。
今后，虽然中美经贸脱钩势必将加快外迁进程，但这两大因素将继续制约着外迁的速度与范围。特别是后者，在我国已意识到外迁威胁而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建设的形势下，对产业外迁的速度与范围将是一个更大的制约。所以，产业外迁虽然势将加快，但速度与范围仍然可控。
其次，中低端产业外迁后高端产业崛起。我国高端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低端产业迁出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从而保持我国制造业大国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与数字创意产业正在我国蓬勃发展。这些产业无论从效率、效益还是乘数效应以及对海外市场的吸引力来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对产业链的支撑都是服装、鞋帽、家具、电子组装等中低端传统产业所不能比拟的。这些高端的新兴产业发展提速，低端产业即使外迁加快也不足惧，我国整个制造业仍将中高速增长，且增长质量更高，出口能力更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很多人问，为何我国的一些产业从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与长三角外迁去海外而不是内迁去劳动力成本也较低的中西部呢？原因有二，一是中西部的劳动力成本虽比东部低，但比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国家高出一倍以上，中西部与东南亚、南亚及非洲相比无成本优势；二是中西部地区也在向新兴产业进军，发展目标是新兴产业而不是中低端传统产业，所以对东部内迁过来的新兴产业青睐有加而对于中低端产业的内迁虽也欢迎但并不指望与争取。看看中西部各省发改委的发展规划就对此可见一斑。这表明，中低端产业外迁不会造成我国制造业增长大幅放缓，也不能阻挡中西部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步伐。
最后，服务业发展将加速。过去10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3.1%，超过名义工业增长4.3个百分点。但其占gdp比中仅刚过50%，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说明今后将持续快速增长。消费性服务业将继续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更将强势崛起。这将一方面有力地支持我国中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建立我国服务业出口在全球的地位，促使我国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双强的产业链结构。目前我国服务业出口还很薄弱，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10%左右，今后发展空间巨大。
综上所述，尽管产业外迁加速，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难以改变。应该认识到，这是我国经济综合优势的必然结果，不是一、两个单项因素所决定的，更不是一时的碰巧偶然。
决定我国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综合优势包括一系列的经济、人文与社会因素。
劳动力成本综合来看仍是重大优势。产业是由产业工人建设的，产业工人的成本是产业运行的最重要成本，进而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性供给因素。我国的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高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但与发达经济体平均比起来只是四分之一左右；产业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应该也是如此的局面。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中仍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劳动力素质更为重要。我国产业工人的素质，从教育训练水平、学习能力、主动性、韧性、勤奋、吃苦、守纪各个方面衡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全面超越，与发达国家相比，除第一项教育训练水平外也是整体超越。这大大抵消了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本劣势，又显著增强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成本优势。
以上两大优势是我国得以确立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此外，从经济与产业环境分析，我国居于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的原因还有不少。
第一是规模效应不可忽视。不难理解，规模效应使得产业发展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效益更好，从而吸引更多的全球厂商使用和购买具规模效应的产品和服务。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制造商，具有全球最大的产业规模进而规模效应，自然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
第二是需求强势也不能低估。应该看到，我国不但是全球产业链的主要供给方，同时也是主要需求方，即产业链中各种产品的主要消费市场。数据显示，在20个主要行业中，我
国有17个行业的销售额在全球销售额中占比超过20％。以信息电子行业为例，2019年我国的手机、电动车、半导体销售量分别占全球销量的40％、64％和46％。产品当然喜欢流向离最终消费者最近的地方，这就加重了我国全球产业链主导者的角色。
第三是产业发展环境为我国独特的优势，包括，经济增长虽告别了高速而步入中高速但仍为全球最快速之一；基础设施及物流系统的规模与质量全球领先；产业政策独特而有效；外贸环境已充分自由，外资政策持续完善；企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等。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我国的产业发展环境不仅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且整体而言优于发达国家。
第四是产业供应链的完备与坚固又是世界独有。产业供应链有自我巩固与扩张的特性，即供应链一旦形成，会吸引更多的厂家加入，从而供应链进一步延长与夯实，导致赢家通吃。
还与市场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有关。既然预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自然也期望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供需两端的份量都进一步增加，进而优势地位进一步增强。
第五是我国信息经济发展的前景。都知道今后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将赋予产业链新的发展模式与生命力，而我国又在信息经济中领先全球，将更加巩固我国的产业链优势地位。
有人会说，越南、印度、印尼、柬埔寨等国家劳动力成本大大低于我国，又是这些年来我国企业外迁的主要目的地，可继续去这些国家。不错，一些企业已外迁去了这些国家。但如前所述，对于外迁的程度，市场的估计往往过高。就拿市场看好的越南和印度来说，2018年越南和印度的制造业增加值仅分别为我国的1％和10％，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所以现在担忧越南和印度抢去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还为时尚早。
当然，不是说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优势地位不会受到任何挑战或不会有任何变化。我国面临的挑战仍有不少：劳动力成本的确在上升；在产业链高端的占据程度仍然不够；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产业链优势地位抱有敌意；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觊觎这一地位等。这就要求我国调整对外开放策略，促进产业加快升级，不断战胜这些挑战。
近代世界经济史上已经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全球性产业大迁移。18世纪中叶由蒸汽机和纺纱机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在欧洲大陆的扩散使得欧洲成为当时的世界工业中心。第一次产业大迁移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电力、钢铁、化工、铁路、航空工业兴起，世界制造业中心从欧洲迁移至美国；第二次见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迁移至德国和日本等国；第三次在20世纪60-70年代，德国与日本等将轻纺、机电等价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成本较低的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第四次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亚洲“四小龙”及日、欧、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迁移至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中国部分产业向东南亚、南亚及非洲国家迁移，很多人认为是近代世界经济史上第五次产业大迁移。（见图2）
以上的全球产业大迁移简史一方面表明，我国部分产业向海外迁移是我国及全球经济发展至现阶段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此外迁并不预示着我国必将失去产业与经济大国地位。君不见，前四次产业大迁移的产业先导国将传统产业迁移了出去，但本身的发展并未停止，而是代之以新兴产业，即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兴起，所以现在仍然是经济发展程度居上的发达国家，且仍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如美国在60多年前第二次产业大迁移后目前仍是世界经济老大，其他如英国、德国与日本在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前产业大迁移后现在的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都仍处于世界前沿。我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国土面积第三，文化持续时间最长并在过去40余年创造了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命运也更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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