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长江商学院 ，作者ckgsb
在中国经济大转型和中美科技博弈的背景下，作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先锋，硬科技企业为大家提供了诸多希望和想象。近两年的中国创投圈，几乎无人不谈硬科技，这一曾经默默无闻的赛道，俨然已经成为资本追逐的“新宠”。那么：
近年来我国硬科技创业出现了哪些新趋势？
如何平衡科技创新与商业模式之间的关系？
如何看待大量资本的涌入及其引发的泡沫？
中国的硬科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弯道超车？
针对以上问题，在近期举办的2022年长江商学院独角兽峰会上，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高层管理项目副院长滕斌圣与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追觅科技创始人兼ceo、长江创创社区校友俞浩，以及钛媒体创始人兼ceo、长江emba校友赵何娟，从取势、明道、优术三个维度，围绕硬科技独角兽企业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对话与分享，本文为内容精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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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环境中，发展硬科技有何重要意义？
滕斌圣教授：在中美科技博弈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为何要如此关注硬科技独角兽，有何重要意义？
米磊：硬科技企业变得如此重要，首先在于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之间面临着大国竞争和博弈。
这场竞赛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竞赛，也是各国企业实力之间的竞赛。因此，硬科技企业对提升国家的实力至关重要。
其次，按照哈佛大学迈克·波特教授提出的国家经济增长四阶段理论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此过程中，硬科技企业的发展在带动了中国产业向前的同时，也引领着、驱动着中国经济实现创新转型。
第三，全球经济正处在萧条期，上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在衰退，要通过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才能够崛起。这一任务的实现必须依靠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而完成这项任务的主体便是硬科技企业。
只有硬科技企业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催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推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走出目前的困境。
俞浩：首先我认为作为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我们背负着一个艰巨的使命，即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否则便只能陷入存量竞争的困局。
而科技企业可以在能源与交通、机器人、生物医药、航天宇航等这些重要方向上寻找生产力快速提升的方法。
其次，新一代中国企业要成长起来，就要再往前走一大步——要做出领跑全球的技术性创新。
因此发展硬科技，不管是对当前我国产业变革，还是对于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滕斌圣教授：2010年米磊博士提出硬科技这一概念，认为硬科技有四个硬：技术、精神、志气和实力。那么硬科技与一般的基础科学有何区别？
米磊：基础科研最终会让知识普及开来由全人类共享的，但从属性上来讲，基础科研本是属于科学领域的东西，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
而硬科技更偏向的是技术层面，如掌握一门核心技术或者做出一个关键的产品，比如芯片等，更多是一种技术突破，而这属于改变世界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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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硬科技创业有哪些新趋势？
滕斌圣教授：根据大家的观察，我国硬科技领域的企业和创业者，近年来有何重要的趋势值得关注？
赵何娟：硬科技创业趋势这10年来有很大变化。
从2018年左右开始，中国新一波的创业浪潮，明显感觉到在由移动互联网创业向硬科技创业变迁。
创业者更多关注于前沿科技、科技的底层技术和未来科技，包括自动驾驶、生物基因等。
从创业的人群来看，移动互联网创业明显有很多新生代年轻创业者及商业模式类的创业者。
到硬科技领域，创业人群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更高，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的职业积累或者丰富的知识储备，也包括在应用场景和大平台工作经验的积累。
从资本层面来看，在鼓励模式创新和移动互联网创业上，有很多天使投资或者风险投资参与。
但在硬科技领域，整个资本结构发生变化，不再是小资本运作，资本起步的标准越来越高，更多有长期主义的资本以及更多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资本进入。
俞浩：我们这代的创业者很幸运，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乃至更长时间建立的工业基础上，新一代年轻创业者有着更高的起点，甚至有机会同时具备五种能力：
第一，中国年轻企业者掌握正向研发能力。过去很多产品开发遵循copy to china（复制到中国）的模式，现在可以基于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正向研发。
第二，有能力攻克掌握核心技术，例如追觅科技目前主攻高速数字马达以及智能算法领域，我们坚持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三，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这个供应链反应速度快、成本低、品质高，甚至能够做到世界顶尖水平。
第四，有能力建立起全球的销售网络。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可以做到全球同步销售，尤其是日本、德国、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新品能够与国内同频推出。
第五，具备品牌塑造能力。品牌塑造能力实际上与品牌文化接轨，基于共同的、普适的价值观，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品牌文化，例如追求极致、挑战极限、团队拼搏等。
所以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可以掌握正向研发、核心技术、最好的供应链、全球销售网络、全球品牌力这5个核心能力，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平台上做事情。
米磊：首先，我认为中国新一代创业者的创新能力、视野和追求都是越来越高的。
上一代的创业者很多都是“生存创业型”，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但是，新一代包括俞总在内的这些创业者们创业不只是为了经济回报，他们还有一些更高的追求。
比如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做得更好，能够成为国际化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甚至做到世界第一等等。
正因为如此，早期的中国的创业者都不太愿意做高风险的硬科技创业，但现在大家已经愿意去做了。所以，新一代创业者们追求的转变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其次，中国创业者的发展速度和运用资本的能力也比以前强了，现在很多创业者在早期阶段的融资能力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都很强，因为他们敢做和想做的事情也更难。
最后，科技创业的浪潮越来越大。现在，科学家创业或者是有多年积累的人创业的现象也在增加。
比如很多顶尖科学家，包括院士，亲自下场将自己的科技成果转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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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高效实现在硬科技领域弯道超车？
滕斌圣教授：当下我国需要使用原创的方法去赶超美国或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从大家的观察来看，无论是社会的大生态还是企业的小生态，我们怎么做才能较为有效地实现弯道超越或者正面突破？
米磊：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制度开放，以及承接发达国家前三次科技革命红利的中低端技术转移。
在新形势下，想要得到国外的中高端技术几乎不可能。而中国的硬科技要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最核心的举措在于打造出完整的创新闭环：
首先，科研领域加强原始创新能力。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顶尖科研院所和高校，其中一部分顶尖人才所做的科研方向已经跟美国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国外。
其次，驱动科技创业，进而孵化出中国自己的顶尖硬科技企业。
再次，顶尖硬科技企业反哺科研。至此，完成科技创新闭环。
俞浩：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及其它发达国家的技术超越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对标德国和日本，我们要在精密仪器和工艺方面实现赶超；
一种是对标美国，在一些新兴科技领域创新突破。
这两个领域我觉得未来中国都有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超越。
针对日本和德国的模式，在精密工艺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提高精密度实现超越。
中国企业在精工方面能超越日本和德国的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提高工艺精度。以轴承为例，在若干个精度维度提高上，我们可以做到国际领先水平。
第二，相比于日本和德国企业，中国企业产品的更新迭代速度更快。
针对美国的模式，中国企业也能在新的科技领域中创新突破，实行弯道超车。因为在创新科技方面，中美企业同步发展，中国企业更为勤奋也愿意投入。
目前中国在新能源汽车、ar领域让美国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像芯片这样“卡脖子”领域的突破，也依然可以使用这两种范式：
一方面，提高芯片的精度，努力做到从28纳米到14纳米，再到更深突破；
另一方面，有一些新的芯片工艺可以跨过现在的硅基芯片阶段，在碳基或者其它的芯片领域实现超越。
但不可否认，芯片的超越难度更大，因为它的链条太多太复杂，涉及到的国际合作越多，中国企业去超越的周期就会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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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科技企业，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哪个更重要？
滕斌圣教授：在硬科技领域里，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是怎样的关系？
过去20年商业模式创新是比较活跃的，但似乎现在是更强调技术创新，在同一家企业里，这两边是怎么样平衡的？
俞浩：企业一定要懂得“乘法效应”：其一因数是核心技术，其二因数是商业模式，两因数相乘能得到规模效应，而如果有一个因数为0，结果就是0。
与此同时，企业也必须懂得如何将商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行结合，培养不断创造商业价值的能力。
以追觅科技为例，把高速马达的核心技术转化成我们的产品，将产品销售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并在海外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和品牌认可后，我们又回到国内市场全面发力。
能够把商业技术和商业模式进行结合变现，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我们在研发方面进行高额投入，并把研发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三个研发维度：
现有领域的产品迭代；
现有领域的技术创新；
新领域的技术创新。
硬科技企业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创新和商业模式推动，就能为未来企业的增长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赵何娟：企业一定要有核心技术能力，还要有很强的市场应用能力，缺一不可。
中国科技企业的一个特点是，基础科研时间短，需要更长时间来进行积累，那么在市场要跑的更快一些就需要市场层面的验证，最后用市场的验证来反哺到原来的技术研发能力。
中国企业要想快速的跟上全球科技企业的水平和浪潮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路径。
米磊：任何事情都要看它的发展阶段和短板。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技术、市场、管理都得有，都得做好。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过去20年，不少企业做好了商业模式创新就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产能过剩的阶段，商业模式创新的回报率在下降。
这个阶段硬科技的回报变高，只有解决技术问题，市场、销售、商业模式才能够继续高速增长。因此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看，硬科技的创业变得更重要。
另外，我觉得对不同的公司来说，依然需要关注商业模式。如果是纯to b的公司，先把技术做好可能也能卖出去，但是to c的公司一定是技术、商业模式都非常重要，甚至有时候to c的公司可能商业模式比技术还要再重要一些，所以我觉得针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阶段，需要发力的点是不一样的。
滕斌圣教授：哈佛商学院已故教授克里斯坦森曾经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理论叫“颠覆性创新”，指一部分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追逐他们最头部的、最挑剔的客户提出的非常极致的性能。
但随着这种追求，企业渐渐脱离了主流市场的轨道，从而被别的挑战者从底部颠覆。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高科技创新企业？还是他们就应该追求极致性能？
米磊：“颠覆性创新”这个理论中的核心在于大企业会遇到“创新者的窘境”。大企业过于追求已经成功的价值体系或是看不上低毛利的时候，就会让出中低端市场。
而小的创新者从边缘切入到主流市场，最后随着边缘技术的不断提升，而成本又比原来的主流技术更低，最终一步步把原来主流市场的技术路线全部蚕食掉。
而这只是其中一种创新模式。有一些创新并不完全符合这一理论。
例如，电动汽车是从高端市场切入，最后慢慢渗透到低端市场。
另外，从创新的曲线来看，如果只做延续性创新，当进入到创新型s曲线的缓慢增长区间的时候，就会慢慢被新的增长曲线代替掉。
可能未来既有从边缘切入和低端切入去代替原有的老的s型曲线，也有从高端切入，最后去代替老的s型曲线。两种路线都是可能的。
赵何娟：技术创新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性能提升、不断迭代；
二是在新的技术领域进行源创新，也就是刚才大家讲的“颠覆性创新”。
颠覆性创新是需要有很长时间的科技研发和科技教育的积累，它需要在整个产业发展的各个点上都能够有与之相匹配的底层创新能力。
但技术创新不可能有持续的颠覆性创新，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不断的迭代性能，对改变人的生活和提升整个世界的科技水平依然非常有价值。
以半导体为例，现在我们知道硅材料的价值最高、效能最强。但在确定硅材料成为主流材料之前，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研发最有效率的材料，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和研发，最后才确定硅材料。
没有研究硅材料这个方向的科学家就没有意义了吗？
并不是，他们的研究也非常具有价值，他们证实了某些非硅材料是没有那么大的使用性能的，最终让硅材料在这条道路上决胜出来。
我们依然要肯定那些科学家的伟大，现在社会应该将这样包容的环境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信仰建立起来。
滕斌圣教授：这个观点特别重要，创新是99%的汗水 1%的灵感，但我们不能只褒奖那1%的灵感，因为前面99%的汗水都是必要的铺垫。
5
投资泡沫，是福还是祸？
滕斌圣教授：中国的投资圈过去很多年产生大量的泡沫，例如，曾有段时间大家都去投资共享单车、社区团购等。
有些破裂的投资泡沫也是具有阶段性的价值的。从这一角度看，大家觉得高科技领域有泡沫吗，如何看待这些泡沫？
米磊：硬科技领域，尤其在一些局部领域，包括半导体、新能源等，投资泡沫还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小的项目里也有高投资泡沫。
在我看来，泡沫是很难避免的。有很多人进入到这个领域，有的人承受了泡沫破裂的损失，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项目跑出来并催生技术革命。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还是挺大的。
所以这个泡沫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就是“模糊的正确”。这就是任正非讲的，在对的方向上要饱和攻击，饱和攻击一定是有子弹的浪费，但是如果说我们投资人能够更专业一些，就能适当减少浪费，这样的话我们的资金使用效率会更高一些。
俞浩：我认为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也是新事物、新科技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推动力。所有新领域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被“高估”。
但是企业家应该正确认识到：高估值并不代表企业真实的“流通价值”，它只是对企业阶段性的价值认定，融资可以帮助创业企业尽快完善自身能力建设，去做更多对社会、对人类有价值的事情。
赵何娟：在第一轮科股泡沫破灭的时候，纳斯达克上崩盘了很多的科技股。
有分析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泡沫就是生产力，一个先进生产力就是被泡沫推动的，没有泡沫的行业是没法快速的被推动起来的，但泡沫最终的走向一定要回归它的商业本质和市场规律。
任何新技术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一定跟它账面上的财务回报是不匹配的，如果说要完全匹配，就没有资本愿意进入，没有人愿意去做长期投资了，更多的创业者也好，还有创新、人才也好，会没有人进入到这个新兴前沿技术领域里推动这个技术往前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推动下，投资泡沫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前沿科技技术持续的、有力的发展的。
不要把泡沫当做洪水猛兽，它也不是妖魔化的东西。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关注它本质的东西，比如是否依然在持续的创新。
6
初创公司，何时将社会责任提上日程？
滕斌圣教授：对于科技创新的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是否应该较早提上议事日程。全球范围内，现在所有大企业都非常关注esg。
作为创业型公司，是先埋头做好技术，还是现在应该也有所涉猎？
米磊：我们期望投资的企业必须是能够同时创造知识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硬科技企业。这样的企业有着更高追求，才有可能做得更大，走得更远。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是不会走得太远的。
因此，企业从创立之初就应该要去思考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才能在未来成为更为健康的企业。
俞浩：对新一代企业来说，愿景、使命、价值观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伟大企业有能力解决一定量的社会问题，而企业也正是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变得强大。
赵何娟：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不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时的低水平生存型创业企业。新一代企业家思考问题可以更多地站在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维度，在企业中融入更多社会性的价值观。
真正能够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技术或者企业，往往都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和商业价值。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正循环，那么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会站在人类、文明、社会、国家的角度去看更高层面的创业，去推动社会更高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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