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应在数字文明时代起到引领作用
2022年10月10日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稳增长的关键力量。2021年全国数字经济相关企业超1600万家，全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gdp占比近40%。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修订终审通过，首次标注97个数字职业，反映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蓬勃发展的态势。
围绕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与挑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专访。郑永年认为，数字经济领域更要强调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要通过开放来提升竞争力。
中国要引领数字文明发展
《21世纪》：您认为过去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
郑永年：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是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时奠定的。现在我们对于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社会经济现象有很多种说法，如“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等。其实我更倾向于使用“数字文明”这个表述，一个更综合的概念，也与过去我们所说的“工业文明”相对应。因为，我们既要重视数字时代的经济效应，也要看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数字化”影响。例如手机其实就是数字文明的一个载体，而不仅仅是数字经济的成果。
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很多方面，已经处于先行者的地位。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是我国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在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一方面，平台经济解构了原有的经济社会生活模式，大大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另一方面，平台对社会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回顾这10年数字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把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而且这一战略在各个地方逐步得到落地实施。例如长三角、珠三角，甚至是内地许多城市，都在大力推进5g网络、大数据中心和智慧城市建设，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新基建，区别于以前我们所说的公路、桥梁、港口、航空港、高铁等硬基建。目前中国已在消费数字化、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政府社会治理和服务数字化、社会政治参与和个人权益维护的数字化五个维度全面发力，消费领域的数字化成为主流，生产领域中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迅速，“东数西算”等成为新基建的重头戏，电子政务已在全国推广并不断成熟。改革开放撬动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数字经济这样一个新的发展形态，从国家到地方，对数字经济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对的，也符合大的趋势。
目前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公司、科技巨头主要集中在中美两国，欧洲、日本都还缺少大型互联网公司。所以在当前的数字文明时代，中国不仅不能缺席，更应有动力也有基础去引领这个时代。
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
《21世纪》：您所说的“中国要引领数字文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应做好哪些准备？
郑永年：关键是要处理好互联网领域的发展与安全（监管）问题。一方面要看到平台经济对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以及数字领域存在着激烈的大国竞争。以faang为代表的美国头部平台企业，不仅主导着美国国内的平台经济，更是深度介入了全球事务，它在成为全球化的核心抓手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构成了严峻的治理挑战。在经济领域，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在构建新型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冲击现有市场秩序（比如不公平竞争）、抑制技术创新发展（比如扼杀式并购）、损害消费者利益（比如个人信息滥用）、侵犯劳动者权益（比如算法剥削）等现象。
同时，平台经济加剧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分化问题也值得重视。掌握了这些新技术的人和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技术的企业家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其他人群的收入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尤其突出。这样的经济不平等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民粹主义泛滥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领域，平台算法和推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信息茧房”现象，“信息茧房”塑造着全球年轻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其中一些激进主义的思潮对传统社会道德造成了冲击。在西方的政治制度条件下，这些数字化进程带来的副作用也使得民粹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一些不合理的监管措施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可能造成一定影响。目前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都受到社交媒体的深刻影响，在此过程中，发展与安全、政府与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很多关系都要理顺，数字经济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是为人类服务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可以用来解决社会问题，也可能带来社会问题。数字文明的良性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被动的过程，它需要社会制度的引导和配合，需要我们积极地为之创造适宜的制度环境。其中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从而让社会的每个群体都能享受到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成果，这就需要一种能够对社会做全局性的动员和协调的机制。
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优势就是相比西方资本主导的社会，中国能够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但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平衡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呵护。例如数字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大型企业，若从于社会、市场有益的方面来看，它们因为拥有扎实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有能力生产质量过硬的产品，能够为行业里的中小企业提供公共品以及产业链支持，我们要引导这些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
以游戏产业为例，我们要科学地看待游戏产业的社会经济影响和作用。从社会经济层面来看，它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发挥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因此我们要把它好的一方面发挥出来，同时也尽可能地将它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所以在数字经济领域更要强调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开放。
推动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
《21世纪》：今后一个时期内，应该如何更好地激活和发挥市场经济主体活力，推动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能否谈谈您的建议。
郑永年：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链，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大部分企业位于偏产业链中低端的环节，但因为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而当时世界上主要经济体也是以开放姿态积极拥抱全球化，所以全球市场的有效配置得以形成。数字产业也是同样道理。
首先，数字技术的发展应该要能跟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相抗衡，具有技术竞争力。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浪潮下，我们与美欧发达经济体是相向而行的，这些发达经济体也都希望主动向中国开放，获得大规模市场的红利。
然后是规则制定与更完善的监管。在当前逆全球化浪潮迭起、国家间贸易摩擦加剧，甚至是美国试图对中国进行产业链脱钩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比以前更加开放。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数字经济领域的扩大开放，并不是说不要监管，相反地，也要完善相应的制度和规则。欧盟和新加坡虽然没有像中美一样涌现众多互联网科技巨头，但它们都率先发力建立起完善的数字经济监管规则，让数字科技企业在合法合规合理的范围内取得良性的发展。
此外，我们要考虑如何既能全面融入数字时代、拥抱数字文明，同时又能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隐私。数字化不但赋能于产业，也赋能于个人。在这个时代，越能保护个人的权利和隐私的规则和制度，就越能走向世界。
所以说，在数字文明时代，中国除了做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还应该起到引领作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我们要坚持不干预别国内政，加强国际基础设施和国际公共品共享，坚持创新发展要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文章选自ipp评论，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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