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印度电影，人们总会联想到豪华的婚礼、夸张的舞蹈和俗丽的色彩，宝莱坞（bollywood）常被视为印度电影的唯一代表。实际上，除去宏大的布景和音乐中的浪漫姿态，近些年印度电影发展也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从获得奥斯卡关注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到批判社会的《厕所英雄》，再到被称为“印度版《辩护人》”的《杰伊·比姆》，印度电影的取材视角深刻渗进平民生活，以至于政客选举都要借助电影来宣传造势。
新冠肺炎疫情中，陷入生存危机的印度电影人咬牙坚持——印度电影正带着种种社会现实之镜像，继续前行。
2022年1月28日，印度新德里重新开放的一家电影院，观众观看电影。图｜澎湃影像
作为媒体娱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电影市场规模目前已达150亿卢比，预计到2024年将达212亿卢比；年生产影片数量居世界首位，堪称“电影帝国”。这一体量同中美两大电影市场相比仍存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电影正迅猛增长，甚至跻身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围绕电影产业，印度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其稳步发展的前提。
印度独立后没多久，中央政府就修订《印度电影法》并成立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cbfc）。21世纪初，印政府对电影全产业链开放投资，近年更是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允许100%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电影和电视制作。
在审批政策上，2013年，印度信息与广播部（mib）设置电影拍摄单一窗口审批机制，各邦可通过标准操作程序，单独审批国内外电影在当地拍摄。这极大地简化了电影审批流程，为电影制作方在印拍摄电影提供便利。
在激励政策上，各邦和地区政府每年会获得促进当地电影产业发展的中央财政援助（cfa）。旅游部门和电影协会也积极合作，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市场上推广印度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印度电影品牌。
此外，印度电影节总局（dff）还在国内组织电影活动、参加国外国际电影节，以促进印度电影和文化交流。该机构下设国家电影奖和印度国际电影节 （iffi），每年还致力于在海外电影节上推广印度电影。
2021年，印度影片《无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2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印度荣获戛纳第一个“荣誉国家”（country of honour）称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中表示，印度拥有成为世界内容中心的巨大潜力。
产业集群模式，也是印度电影的一大支撑点。
提起印度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宝莱坞。宝莱坞电影是孟买制作的印地语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营销推广力度，不仅囊括了印度国内市场四成票房，甚至风靡全球，这才让人们将其与印度电影画上等号。
实际上，宝莱坞电影仅占印度电影总产量的25%左右。除了宝莱坞，印度还有托莱坞（tollywood）、考莱坞（kollywood）、莫莱坞（mollywood）和桑达坞（sandalwood）四大影视基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电影产业集群。
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拍摄风格、商业运作模式，共同构筑起印度电影帝国。这种多集群、多元发展模式，推动电影文化成为印度大众文化的重要内核，也成为其文化输出的核心竞争力。
印度电影产业同音乐产业、旅游产业深度绑定，产业协同发展是其壮大的主要推力。
在印度，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是电影音乐，在印度音乐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印度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影片主题曲长期广为传唱。据统计，仅宝莱坞电影配乐就占到印度音乐总消费的50%。电影产业和音乐产业彼此助推，实现总体增长。
此外，热映影片的拍摄地通常会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和基建投资。有报告指出，到2022年末，印度电影旅游业有望创造30亿美元收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年度收益虽有所下降，但从中仍可看出电影业对旅游业的深度影响。
印度电影产业数字化，是其发展的突破点。
近年来，互联网流媒体和 ott（over-the-top，通过互联网直接向用户提供应用）已然成为印度电影放映的新平台。智能手机的快速扩张加之数字融合，为印度ott平台发展铺平道路，进而影响全印电影产业格局。近年来，亚马逊（amazon）、网飞（netflix） 、迪士尼（disney）等国际影视巨头大量在印投资。预计到2023年，印度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ott市场。
同时，部分线下表现不佳的电影纷纷也把ott作为避风港。2021年，有近40部印度电影绕过院线，直接在ott平台上放映。例如体育电影《板球好女将》（shabaash mithu），成本为3亿卢比，影院放映票房仅2000万卢比。然而该片在网飞上映后获广泛好评，连续2个月在网飞印度榜单上排名前十。
尽管流媒体平台发展势头明显，但行业专家并不认为传统影院会被完全替代，因为“印度电影经常是在3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伴随着说话、鼓掌和笑声，这种观影经验不可能在手机或电视上复制”。
这些都是助力印度电影飞速成长的“秘密武器”。
2016年，印度海外票房占到总票房收入40%左右。也正是从那时起，印度电影大举进军中国市场。2017年和2018年，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增长率高达110.6%和87.68%。继《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拿下12.91亿元人民币票房后，《神秘巨星》等系列印度电影也在中国市场异军突起，票房表现远超印度本土。如今，印度电影正以新的创作理念在国际电影圈攻城略地。
*国际化的电影制作，保证印度电影的海外影响力。
一方面，印度电影在制作环节保持和国际电影机构紧密合作。例如，《摔跤吧！爸爸》由印本土电影制作方阿米尔·汗影视公司（aamir khan productions）和国际电影公司迪士尼影业联合出品；《风筝》（kites）的制作团队来自印度、美国和墨西哥多国，还推出多个版本，在6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放映。
另一方面，国际发行商也助力印度电影在海外放映。印度各大电影公司相继和迪士尼、索尼等大型公司合作，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印度影片。例如，在全球收获13.5 亿卢比票房的《地球上的星星》（taare zameen par），其国际版就由迪士尼公司发行，大大拓宽了印度电影海外传播渠道。
*在国际化进程中降低“文化折扣”，努力平衡文化独特性和价值观普适性。
所谓“文化折扣”，是指囿于不同地域文化结构差异，某些影视作品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但在其他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却大打折扣。放眼近年来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印度电影，往往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弱化文化差异、寻求共同价值观，以求获得更多海外观众。
例如电影《起跑线》（hindi medium），不仅体现了印度教育中利好低种姓群体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影片主题也迎合了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的中产阶级焦虑等社会问题，继而引发海外观众共鸣。
【注：保留政策，一般指为少数族群在升学、就业、政府职位等方面保留一定名额，并在经济上给予特殊照顾。】
近年来，在海外取得良好成绩的印度电影大多取自现实题材，用真实的镜头展现生活矛盾，再以人文情怀弥合分歧。这种超脱出信仰、性别和阶级的独特视角，让国内外观众愿意为影片中的真情实感埋单。
不过，也有人对印度电影中展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表示担忧。
有德媒评价，《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虽让印度获得了奥斯卡的关注，代价却很高昂。棕调滤镜下拥挤脏乱的街道、瘦骨嶙峋的孩童，大银幕对印度人生活的猎奇描绘，被视为“为迎合西方观众”而对贫困的浪漫化表达。《百万金臂》（million dollar arm）等电影中融入的“西方人帮助贫穷的印度人民克服命运的愿望”，只是满足了“西方的助人者综合征”，而对改善现实问题并无用处。
*改变自身传统，在印度特色和国际化上寻求最大公约数。
影片时间长、歌舞成分居多，是印度电影的最突出特点。然而，从近些年在国际市场上声誉良好的印度电影中可以看出，创作者不仅有意避免出现纯歌舞片段，还越来越多地选择将歌舞与叙事衔接融合，以歌舞推动剧情发展。
例如在中国影院上映的《嗝嗝老师》（hichki）和《小萝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jaan），纯歌舞成分大幅缩减，音乐和舞蹈成为推进剧情的重要手段。另有讽刺印度基层选举制度的电影《倔强的牛顿》（newton），在未脱离印度特色的情况下甚至完全放弃纯歌舞表达，深受海外市场欢迎。
这不仅降低了海外观众对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也将影片更多放在故事结构的完整性上，成为印度电影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过去，印度影院票房通常占到电影收入的一半以上。疫情之下，印度电影产业承受巨大压力，2020年收入暴跌至 3.77 亿美元，相较2019年下降80%，与此同时，影院观众人数缩减73%。受此影响，电影生产商、广告商和影视从业者陷入生存危机。电影和电视艺术家协会（cintaa）甚至呼吁宝莱坞一线明星捐款，帮助影视基地的日薪劳工渡过难关。
2021年5月11日，印度塞康德拉巴德的一家电影院，工作人员在悬挂电影海报。
有行业报告预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印度电影、电视和音乐产业仍需1至2年才能恢复。
除了疫情变数，因宝莱坞深陷经营困境，印度电影产业开启“向南转移”。
宝莱坞之所以长期享有印度“国家电影院”特权，不仅是因为印地语母语者人口较多，其中也有印地语邦政治影响力因素。然而，最新印度票房统计数据显示，疫情暴发后，宝莱坞的受欢迎程度每况愈下，2022年上映的宝莱坞电影票房均不理想。
与此同时，考莱坞、托莱坞出品电影却在影院和流媒体上大放异彩。在第47届土星奖（saturn awards）中斩获最佳国际电影的《rrr》就出自托莱坞，该片上映后打破多个票房纪录，位列印度影史前三。
国际电影公司和媒体平台的投资重点也在向南流动，以达摩影视制作公司（dharma productions）为首的顶级宝莱坞制作公司也在积极同南方印度电影制作人合作、生产多语种电影，越来越多宝莱坞明星参演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电影。印度电影贸易分析师苏米特·卡德尔（sumit kadel）表示，“宝莱坞正经历2-3年来最糟糕的时刻”。
此外，印度电影产业发展频频遭遇阻力。
纵观宝莱坞热门电影，并不乏揭批政府的内容题材。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德巴什里·穆克吉 （debashree mukherjee）认为，宝莱坞从来都是印度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符号：电影资金来自古吉拉特邦、电影配乐作词用乌尔都语，电影产业劳动力信仰不同宗教。
可如今，印度电影愈发沦为政治工具。
2022年3月，《克什米尔档案》（the kashmir files）在印上映，影片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徒从克什米尔地区撤离的故事。该片一经上映，立即受到印国内右翼群体强烈追捧，短短一个月就成了疫情暴发后印度国内票房最高的印地语电影，甚至得到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为印人党）高层的大力支持。有批评者指出，该片歪曲史实，夸大了被害印度教徒人数，回避了伊斯兰教徒伤亡惨状。
无独有偶，宝莱坞影星阿米尔·汗（aamir khan）筹拍多年的新片《阿辛正传》（laal singh chaddha）前不久上映，仅收获5.6亿卢比票房，这一数字不及成本的四分之一，主演阿米尔·汗遭受印右翼势力抵制，宝莱坞生存空间日趋逼仄。
提升工业化制作水平，搭建与完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培育电影产业生态圈，在电影主题上挖掘世界价值内核……这些都是印度电影在迅速成长、迈向国际历程中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其国内电影产业发展不均、意识形态问题依旧棘手，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但值得肯定的是，渐渐褪去“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后，印度电影愈发渗入现实。社会变迁下的难耐痛症、足以弥合分歧的情怀大爱，历史之沧海桑田、日常之酸甜苦辣，这些都映射在影院的灰色幕布上，见证着印度电影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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