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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7 07:35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为推动法令执行，令民众信任新法，于是设计了“徙木立信”的小谋略，可见自古中国人就深知信任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中国，古罗马时期的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提到，一旦（古罗马）皇帝成了人民憎恨的对象，他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从而引起人民的厌恶。进而引申到公共部门，当公共部门遭遇公信力危机时，对公共事件的处理稍有不慎，尤其是在民众普遍关注的工作出现疏漏，都有可能陷入恶性循环。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信息，这是扎根于人性的本能，但社会进步速度远远超越人的进化速度，一百多年前全世界大多数人仍然活在信息极为匮乏的时代，就算几十年前想要获得信息也只能依靠电视、广播、报纸等等传统途径，但进入21世纪后，短短十几年时间，人类就进入了信息过剩、信息冗余的阶段。世界已经不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时候虽然一些媒体已经使用互联网传播信息，但传播方式仍然是少数媒体向大多数受众传播新闻，不过是换了一个载体而已。但是随着web2.0的到来，网络实现了点对点的传播，分享、链接两大网络功能造就了全新的传播方式。每一个受众都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几乎所有的网络用户都成为了“记者”，如此迅速的变化，使得传统监管、传播规则面临严重冲击。在竞争的压力下，传统的“5w1h”的新闻撰写原则越来越不被遵循，就算是传统媒体，也越来越追求极端、片面、刺激、玄奇，这就导致信息严重过剩，远远超越一个人能够正常处理的能力，或者说在信息过剩中寻找到真相变成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于是“后真相时代”就到来了，不是说不再追求真相，而是在如此过剩的信息中，尤其是大量谎言、虚假新闻充斥的情况下，想要寻找到真实信息的成本太高了，于是人们越来越基于普遍的共识、朴素的情感去判断，真相仍然重要，但情绪、感觉更加重要，人们越来越关心事情的陈述是否有温度、是否符合人之常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遭遇了不同的挑战。比如西方媒体，基于“人性恶”、对政府不信任的传统等等，往往倾向于更加从负面进行传播，或者立场决定态度，在导致社会更加极化、分裂的同时，也丧失了更多民众的信任。而我们面临的是另一种挑战。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中国绝大多数媒体都有官方属性，存在弱化负面信息报道的情况，这与民众希望的存在一定的冲突。然而到了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任何未经验证的信息都能够在网络上自由的发布，传统的监管模式已经跟不上指数级增长的信息流，传播的内容已经不是传统的新闻体，一言一语都有可能。更何况，我们不必否认，在一个个席卷全国的事件背后，确实有一些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推动，而这些推手也从来不掩饰，甚至堂而皇之的写在了某国公开的政府工作报告甚至预算表中。但幕后恶意的推手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是我们自身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提高治理能力。人心向背是根本，脱离人民群众是公信力丧失的根本原因。《紫光阁》杂志社微博曾经评论过“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因自身能力不足、错过发声的最佳时机，政府部门在舆论风潮前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窘境，表面看是公关技巧欠缺，根子却是脱离了人民。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了”。一定要明白，在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政府是信任甚至是依赖的，面对突发问题，更多是表达怨气，希望能够得到关注，希望关切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纵观全世界，有几个国家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对政府如此信任？这是百年来共同奋斗的历史积淀而成的，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仍然牢不可破。但基础牢固更要解决好突出问题，提升公信力根本当然是加强自身能力建设，也就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全过程民主，与此同时，还要更有效的做好网络舆情疏导和应对，这方面差的太多。破解谣言、恐慌，最关键的一条还是要做到事实比谣言跑得更快，更要基于新时代的特点，满足人民的情感需要。正如前面所说，“后真相时代”由于信息的严重过剩，真相退居情绪、感觉之后，因此在对舆情事件进行回应时，就不能简单粗暴的讲道理，多想想夫妻吵架的时候，是怎么缓和的，关键还是情绪，情绪到位了，道理才说得通、入了心。最近几次新闻发布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站在理性客观的角度，说得确实符合实际情况，也确实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但问题在于人不是绝对理性的，人本质是感性的，当感情需求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过于理性的话语反而会激化矛盾。破解这一问题，关键还是“群众路线”，要真正搞清楚民众关心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恐慌，这背后更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些更本质的问题。社交媒体时代，人民对重要的突发事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越来越踊跃，有的是真实的意见表达，有的是出谋划策，还有的确实存在炒作甚至别有用心，但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网民的力量确实越来越大，亿万人的参与下，完全的信息封锁根本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堵不如疏，疏不如治。盲目采取封堵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反而令一些错误的信息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猜测越来越多，疑心越来越大，反而加重了不信任。还是要以更积极的方式去面对，不躲不避，面对民意，反而要直面而上，正面回应民众的呼声与疑问，毕竟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高。而在此基础上，还是要以快打快，必须做好信息公开，善待、用好自媒体，官方也应该有能力更强、反应更加迅速的网络媒体队伍，能够针对突发的网络舆情第一时间进行回应。及时、有效的信息公开仍然是控制谣言的关键，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2013年国办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此后“新闻发言人”制度确立，在社交媒体兴起之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新闻发言人”已经不够用了，速度还是不够快，这时候应该考虑增加更加快速的网络新闻发言人，不需要像传统新闻发言人那样全面、具体，哪怕仅仅回应一下说已经关注到了，正在采取调查等等也好，让人民知道想要反映的事情已经得到关注，仅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情绪。做到这些，归根到底还是要落脚在能力建设上，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并不代表当下真的什么都做不了。比如传统媒体，在自媒体时代真的就没用了吗？恰恰相反，传统媒体仍然大有可为，在信息泛滥，一个自媒体作者毫无现场一手信息，捕风捉影随意编造就能够收割大量流量的情况下，符合真实的深度报道反而更加稀缺、更被人期待。自媒体时代，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元，对有心人来说确实可以更加明辨是非，但对更多的人来说找到真相难度太大，只能选择跟着情绪走，反而绑架了民意、干扰了真相。这时候，如果传统媒体、传统新闻工作者能够做好自身工作，到第一线去，按照传统新闻报道原则，挖掘更深层次的信息，让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相信以现在的普遍教育水平，一定有利于真相的呈现，缓解紧张的情绪。这几天的事情小镇不想谈具体的事件，一是不想陷入情绪中，二是为了账号安全。这两天小镇也在想，除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不是也应该更加信任人民，或者直白点说，让人民真正长大？就拿新冠病毒来说，显然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研究都表明，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自身免疫能力弱的人威胁最大，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动态清零”措施非常成功，但实际上就是让本身最有抵抗力的人承担更多责任，以社会面的“动态清零”保护社会弱势群体。这就是在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做好更充分的准备，重点是接种疫苗，尤其是老年人接种疫苗。但很可惜，越需要疫苗保护的反而越不愿意接种疫苗，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全程接种、加强接种率实在太低，而且出现了更加诡异的现象，比如上海接种率比全国平均还低。这背后有很多理由，什么担心疫苗安全，也有很多谣言，但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不过是个体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社会大多数时间保持病毒清零的状态，当个体判断被感染的风险很低，甚至低于对疫苗风险的担忧，那理性决策的结果当然就是选择不接种疫苗，把维护自身健康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推给社会、推给国家。这样的人大量存在，不仅在中国，也包括海外。比如新加坡为什么接种率高，很大程度上与新加坡将享受公共服务与是否接种疫苗直接挂钩，由于新加坡多数人居住在组屋，没有做饭条件，吃饭要去公共食堂，不接种疫苗连食堂都进不去，为了吃饭也得接种。小镇就认识一位，不过中年、身体非常健康，就是因为对疫苗不信任，所以坚持不注射，最终还是为了参加北京马拉松，而北马要求必须完成全程接种才能参赛，他才很不情愿的去接种，还大发牢骚，更多的不一一举例了。想要通过提供小恩小惠，比如送东西、给红包让这些人接种是不现实的，反而越这么做，逆反就越严重，越不肯接种疫苗。假设一下，如果这些能接种但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如果自身判断被感染的可能大增，那又会作何选择？我们可以看看中国香港，今年初大流行死亡1万多人，香港选择进一步放开后，整个香港疫苗接种率迅速提升，而在去年想要推广疫苗难度很大，很多香港人总有各种理由拒绝。终究还是要放手的，但不能走极端，不能从无微不至的“温室”一下子跳到放手，但终究要开始做起来，毕竟无论从任何角度，自己才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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