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首要意义是在产业层面,有助于加快清洁能源体系建设、降低长期滞涨风险。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附带的宽松效果相对有限。
文:天风宏观宋雪涛/联系人赵宏鹤
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首要意义是在产业层面,有助于加快清洁能源体系建设、降低长期滞胀风险。今年3季度我国经济一度面临滞胀压力,特别是在经济需求侧快速下滑的同时出现供给短缺,历史少见,问题主要就是出在能耗控制上。早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就制定了关于降低能耗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十一五”和“十二五”都顺利完成,“十三五”因为去年疫情的影响未能完成。
“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是单位gdp能耗下降13.5%,对应年均下降2.9%;今年是“十四五”开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目标是下降3.0%。实际情况看,上半年只下降2.0%,因此3季度能耗双控政策加码,即便如此前3季度累计也只下降了2.3%,想要全年达标,4季度单季还要下降4.8%,难度较大。
因此,虽然近期煤炭保供稳价取得了明显成效,一般行业生产用电和居民冬季用电得到保障,但能耗双控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高能耗行业限产易紧难松,这也制约了一些经济工作的正常开展。例如7·30政治局会议之后,跨周期宏观政策稳增长的预期一度发酵,但近期已较少提及,可能与对能耗压力的担忧有关。
高频数据显示,伴随经济的继续下行,近期部分上游工业品的需求收缩刚刚超过供给,能耗压力稍有缓解,但如果立刻刺激下游需求,可能导致刚刚缓解的能耗压力卷土重来。考虑到今年实现gdp增长6%以上和居民失业率5.5%以下的目标难度不大,权宜之计需要暂时提高对经济下行的容忍度。
要打破这种局面,过去十年很大程度上是靠产业结构的变化,三产比重提高、二产比重下降(二产的单位gdp用电量是三产的5.6倍);但当前疫情持续限制三产复苏,去年和今年二产比重重新上升,加之“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条路径基本不再适用。
剩下的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在二产内部调整结构,适度削弱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庞大高能耗工业体系;二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快建设清洁能源体系、完善储能技术,这也是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的首要意义。
除此之外,碳减排支持工具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会附带有一般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具体分三个维度的测算:
规模:碳减排工具支持的领域有三个: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参考央行数据,截至今年3季度末,投向清洁能源产业的绿色贷款余额是3.79万亿,同比去年增长7100亿,据此估计,今年4季度到明年全年的信贷增量可能在1万亿左右。考虑到政策处于起步阶段,“先贷后借”机制下金融机构可能会选择优质项目进行申请,因此预计碳减排工具实际支持的贷款规模是接近但略低于1万亿。
价格:1y aaa存单利率2.8%,绿色再贷款利率1.75%,央行支持60%本金,简单估算项目贷款的综合成本为60%*1.75% 40%*2.8%≈2.2%;1y lpr为3.85%,如果不考虑坏账等因素,1年期绿色贷款的利差是165bp,稍低于当前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净息差(202bp/216bp)。
效果:按照8000亿贷款规模计算,60%本金对应央行4800亿的基础货币投放,资金成本1.75%,可相应置换掉一部分成本为2.95%的mlf。做一类比,今年4季度到明年全年,碳减排工具的累积降成本效应类似一次20bp的降准(释放4000亿成本为1.62%的资金)。但降准是一次或分几次集中释放资金,碳减排工具释放的低成本资金是相对平缓的,因此对于流动性和资金成本的短期影响有限,中长期略偏积极;对信用扩张有小幅帮助,8000亿贷款占当前人民币信贷余额的0.42%、社融余额的0.26%,如果其中1/3为碳减排工具激发的纯增量,对社融增速的拉动可能在0.1%左右。
风险提示
碳减排工具审批尺度偏严格;碳减排工具支持领域项目融资需求超预期
团队介绍
宋雪涛 | 宏观团队负责人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2018-2020年金牛奖最具价值分析师,2019年金麒麟新锐分析师,2020年入围新财富和水晶球最佳分析师,金麒麟最佳分析师,发表有央行工作论文、cf40金融书籍和多篇学术论文。
向静姝
伦敦商学院硕士,主要负责海外宏观和大类资产研究。曾任职于英仕曼投资旗下核心量化对冲基金ahl。
赵宏鹤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主要负责国内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曾任职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展战略部。
林彦
武汉大学金融工程硕士,主要负责大类资产配置研究。曾任职于弘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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