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明昊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本文刊于12月16日澎湃网。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外界期待拜登政府能够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启，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希望之窗”？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有哪些？如何管理中美“战略竞争”？
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执政。外界期待拜登政府能够促成中美关系的重启，避免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应看到，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所谓“大国竞争”政策已经具有明显的对抗性和冲突性，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损害。中国方面也希望与拜登政府共同对双边关系进行再调整。正如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十字路口，新的“希望之窗”正在打开。王毅表示，期待美国的新政府能够回到理性的路径上来，恢复与中国的对话，让双边关系回归正常，并重启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和他的核心外交政策顾问在涉及中国的表态上稍显和缓，但仍然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美国和中国之间将会有“非常激烈的竞争”（extreme competition）。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及其他高层官员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敌意，他们确实想与中国开启一场“新冷战”。然而，拜登政府并不倾向于和中国开始“新冷战”，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有效的“战略竞争”对中国进行压制，拜登政府力图解决美国内部危机和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力，与中国展开一种“正向竞争”。但是，绝不能幻想中美关系的“红色警报”会随着拜登执政而解除，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沦为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关系，需要双方做出持续、主动的努力。
目前，学界在讨论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时主要是介绍美国专家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对中方学者和政策界人士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缺乏必要的梳理和辨析。然而，这种梳理和辨析对于全面、深入、平衡地探究中美“战略竞争”问题是十分必要的，从根本上来说，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需要管理双方对中美关系的相互认知以及双方之间的复杂互动。本文将首先对拜登执政与管理中美“战略竞争”的紧迫性进行分析，继而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驱动因素和主要领域问题，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策界人士的相关观点进行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就中美“战略竞争”及其管理这一核心议题提出看法，希望引发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美关系是否存在“希望之窗”？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就如何确定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做出一系列表态。概要而言，拜登政府将以“战略竞争”作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基本框架，力图综合、动态地运用竞争、对抗与合作三种政策手段同中国打交道。拜登政府强调对华外交要“务实且以结果为导向”，注重通过激活壮大盟友与伙伴体系等方式，确立和巩固自身的“强势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以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此外，拜登政府还强调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2021年2月19日，拜登以视频方式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论坛时表示，美国不想造成东西方对抗的局面，也不想制造冲突，“我们不能也绝不会回到冷战时期那种对立僵局中，不允许竞争阻碍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对外交问题的处理总体上会回归较为传统、稳健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会出现根本性调整或“重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景并不明朗。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面临诸多限制性因素。
第一，拜登将需要同时处理好美国对华政策的“奥巴马遗产”和“特朗普遗产”，这意味着他要确保自己有选择地继承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理念和方式，且不能被外界认为是对华软弱。2017年上台执政的特朗普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极限施压”，其在下台前还大力塑造对华政策遗产，力图对拜登政府进行框限，增加拜登政府调整中美关系的阻力。比如，2020年11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的报告。该文件是在蓬佩奥的主导下制定的，旨在极力渲染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所谓深刻威胁，力图构建一个超越美国选举周期的强硬的对华战略框架。
第二，拜登政府执政的优先事项是控制疫情以及与疫情相关联的经济挑战，因此，其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政治资本和政治操作空间是有限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冷战”，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立越发严重。正如美国知名评论人士苏珊·米利甘（susan milligan）所言，在美国“这样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之中，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是意见相左，他们还憎恨彼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将给中美关系增添更多的复杂性。拜登如果想要取消任何一项针对中国的压制性举措，都可能会被视为对中国软弱并因此遭到抨击。无疑，共和党和民主党如今在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基调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2020年9月，共和党众议员组成的中国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展开竞争提出400多项建议。虽然这个工作组完全由共和党人组成，但这份报告也征询和吸取了很多民主党人的看法。
第三，拜登在对华政策上还会面临来自民主党党内的压力。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国防部长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伊莱·拉特纳（ely ratner）以及其他新一代的民主党政治人士，都对中国抱持消极的看法，甚至在很多问题上与共和党的观点并无二致。尤其是，民主党人的对华强硬态度受意识形态因素驱动的特征更为明显。此外，拜登属于民主党内的温和派，而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人士如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对中国也抱有很多偏见。他们声称，中国的贸易做法是不公平的，伤害了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十分关注他们所倡导的外交政策对国际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影响，他们担心中国等其他“威权”国家会将自身的经济实力武器化。
由于上述限制性因素，拜登政府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将面临许多挑战，其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能力也值得怀疑。如果毫无作为地任由中美关系漂流下去，中美“战略竞争”或将演变为更具灾难性的冲突。诚然，过去几年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带入一条“死胡同”，正如王毅所言，两国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实际上，不仅中方对此感到担忧，很多美国政策精英也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发出警告。2020年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公开称，中美两国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并强调这种冲突的风险不应被低估。基辛格表示，“美国和中国越来越向着对抗的方向漂流，它们正在用一种对抗性的方式来搞外交”。由此，拜登政府如何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不仅将在未来四年产生影响，还会决定中美两国在未来数十年能否实现“竞争性共存”。当前，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一方面，他们需要以适当的方式处理短期的风险和对抗；另一方面，他们需要为管理未来数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设定框架和规则。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这份报告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想要“打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除了这种言辞上的变化，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领域，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中国施加极大的压力。经济上，特朗普掀起了对中国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并力图推动中美经济关系的“脱钩”。政治上，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所强化。两国在“海上亚洲”（maritime asia），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摩擦出现升级，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7月发布的有关南海政策的声明中，对中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相关主张予以直接否定，要求中国执行所谓“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的相关“裁定”。此外，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始于特朗普政府。美国方面，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推动了相关的战略研究工作，其重视“大国竞争”的倾向在2015年6月发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也有所体现。这份文件在谈及中国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强，美国将会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同年11月，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work）公开表示，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持续崛起带来了一个“大国争斗的新时期”。目前，在拜登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那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
对于中国的专家学者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也并非最近几年才提出的话题。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美关系的分水岭。这场起源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美国的危机不仅导致美国陷入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功能失调，同时也因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缺陷，对美国的软实力造成了损害。更重要的是，这场危机标志着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并为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显现的竞争奠定了全球性的背景。实际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久，中国学者就阐述了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两国竞争增强的可能性。比如，2010年，时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研究员提出了非常犀利的观点。他认为，美国仍会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的霸权基础已经被明显侵蚀，虽然中美两国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但双方也开始以不明显的方式进行竞争。正如袁鹏所言，中美关系的结构从“超级大国vs普通大国”变为“老大vs老二”。袁鹏甚至警告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新冷战”。
中国学者和政策精英倾向于将全球背景作为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起点，注重在厘清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和治理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向。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数年，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变化，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全球背景。2018年，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提出，经济全球化失去动力，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很多国家升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世界政治将进入一个分裂和竞争越发突出的“新时代”。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现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提出，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受到攻击，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重新出现，并与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相互交织，会削弱过去几十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纽带。她在分析中美紧张关系时也强调了这些在国际层面发生的令人困惑的变化。
围绕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这一问题，目前的分析主要有四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路径，强调中美之间不断缩小的力量差距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以实力为中心的思路与“结构性矛盾”这个概念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专家在分析中美关系时经常使用的重要概念。比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由于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战略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正在缩小它与美国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距，这或许是中美竞争不断增强的根源。阎学通还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归因于两国的“假朋友”政策。
第二种路径是强调相互认知如何塑造中美“战略竞争”的路径。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等人认为，在中美关系方面，相互认知的影响具有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国学者提出，在美国出现了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认知，这加深了美国精英对崛起中的中国的焦虑感。美国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扩展保持警惕，这种扩展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美方还对政府作用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强化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感到警惕。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和极化将进一步放大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反观中国，中国社会和民众对美国的反感和不信任感也在上升。
第三种路径是重视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分歧的路径。当前，意识形态因素在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方面的作用凸显。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并认为这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的重要来源。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冷战心态”和“霸权思维”这两个概念与意识形态因素密切相关。考虑到特朗普政府把大国竞争作为其执政的优先事项，中国学者担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争斗可能会重新出现。比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指出，在美国，“反华”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美国针对中国的“新麦卡锡主义”是一股令人忧心的趋势，并将对中美关系带来持久性的负面影响。
第四种路径是将两国之间的“政策议程冲突”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驱动因素，即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与中方的政策目标针锋相对。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中美两国的亚太政策上。正如前文所说，对华展开大国竞争的战略思维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出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强化对华制衡的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使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美国把自己当成亚太秩序的保护者，把中国视为针对这一地区秩序的天然挑战者。因此，中美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竞争”变得日益突出。此外，美国和中国在政策优先议程上的差异和冲突超出了地区政策的范畴，也表现在两国的大战略层面。在“美国优先”原则的驱动下，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的国内和对外政策进行深刻调整。它采取了一种“压制性回缩”（repressive retrench）的大战略，这不仅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会令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基于上述梳理和分析，中美“战略竞争”并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既涉及两国国家实力对比等因素，也与认知差距、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密切相关。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两国带来的影响，2021—2025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5.7%，2026—2030年为年均4.5％，2028年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会超过美国。如果现实真如同上述预测发展，那么未来数年美国对中国“赶超”的焦虑感将会更为突出，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将会更强，相关风险不容低估。
三、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
过去几年，一种不同于“接触 防范”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在美国初步形成。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情绪不仅仅存在于特朗普政府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讲，由极右翼民粹主义、安全鹰派（负责安全事务的鹰派人物）和对华激进强硬派组成的“反华联盟”推动了美国政府采取一种更加好斗的方式应对所谓“中国挑战”。实际上，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已经渗入经济、安全、技术、意识形态、人文交流等几乎所有的中美关系领域。除了“全域性”特征，中美“战略竞争”还具有跨域性特征，即不同领域之间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比如在中美技术竞争中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
具体而言，中美“战略竞争”的主要领域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关系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40多年里，经济合作是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核心支柱，中方将之描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然而，正如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攻击性贸易行动所表明的，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被大大地激化了。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之上，因此，在美国方面决意阻断中国崛起而不是管理中国崛起的情况下，其采取的方式是在经济战线上加大对华施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宇燕研究员等人用“规锁”（confinement）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对华竞争性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和纳粹德国、帝国时代的日本以及苏联不同的对手。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对中国采取冷战式的“遏制”战略将收效甚微。因此，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阻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爬升从而成为制造业发达国家。与经济竞争紧密联系的领域是技术竞争。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余永定研究员认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从本质上讲是针对中国的“技术战”。技术不仅对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化至关重要，也对中美之间的长期竞争至关重要。此外，中美经济竞争的另一个焦点是国际规则和治理全球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机制。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试图打造新的经济阵营，采取协调一致的举措对中国施压，尤其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等方面。
第二，在地缘战略层面，亚太地区尤其是西太平洋是中美“战略竞争”的聚焦区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中国的战略界人士视为围堵中国的举动。特别是，由于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强势介入，中美在该地区“战略竞争”中的海上问题变得格外突出。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胡波分析了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均衡。他认为，在第一岛链的临近水域，中美之间新的战略均衡已经出现，这将在未来10—20年延续。双方将采取更加针锋相对的军事战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在其临近海域中的军事优势，中国则无法削弱美国在第一岛链之外的广大海域的军事领先地位。此外，中国近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印太战略”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中美在地区层面“战略竞争”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将“一带一路”视为以发展为导向的举措，但是美国及其他地区国家却担心“一带一路”会产生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缘的海洋国家希望通过“印太战略”制衡欧亚大陆上霸权的出现。特朗普政府竭力推动落实“印太战略”，特别是以安全事务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在未来会进一步发展，四边机制甚至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亚洲版北约”。
第三，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国际领导力和国际威望方面出现了新的竞争关系，而这对于未来数十年的世界秩序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退出外交”给维护国际合作带来了挑战，而中国方面有机会通过与欧盟和其他大国的合作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陈志敏教授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力，然而国际领导力却是长期不足的。特朗普寻求的“美国优先”令国际领导力赤字变得更加突出。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追求一种协进型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不同于霸权性的、自私的或胁迫性的战略。南开大学特聘教授贺凯等学者认为，对更大的国际威望的追求或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不仅建立在它所拥有的实力之上，也系于它所获得的地位和尊重高低。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中，国际威望与“王道”类似，其对立面是“霸道”。此外，“制度制衡”成为奥巴马政府以来中美关系的新特征，这突出体现在中美两国围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国际机制的竞争。近年来，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全球治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断强化，中国致力于增强其在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步形成“制度性权力”，这表明中方已经意识到有必要运用其制度性权力对中国的经济和投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中国对制度性权力的追求遭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抵制和阻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提出了“现实制度主义”这一理论概念，用以分析大国之间的竞争，尤其是中美之争。他认为中美制度竞争的核心是围绕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
四、中美“战略竞争”的管理
过去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范式变化”的性质，这一“范式变化”的惯性也将会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产生重要影响。正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研究员所言，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宣示和举措，标志着两国之间全面性、战略性竞争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此外，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认为，
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中美“战略竞争”会不会演变为一场“新冷战”，这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冷战”和冷战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大国之间存在争斗、意识形态冲突，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分属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少。然而，在所谓“新冷战”之下，大国都是同一个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并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冷战期间，大国之间的对抗以军事的形式体现，然而“新冷战”主要是以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为特征。再次，冷战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新冷战”更多是关乎不同发展模式之争，而且大国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和相关技术对其对手施加政治影响力，如美国方面诬称中国对美施展“锐实力”（sharp power）。最后，冷战时期两大对立阵营存在清晰的界限，但在“新冷战”中，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经济上的伙伴可能是安全上的对手。此外，“新冷战”的特征还体现在大国围绕网络、太空等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激烈竞争，而这种较量更多是为了掌控联通性（connectivity）而不是占领地盘（territory)。
对于中美关系会不会沦为新冷战甚至是更为激烈的军事冲突，中国学界存在以下观点。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朱锋等专家表达的看法相对乐观，认为中美“战略竞争”不太可能滑向一场新冷战。另外一些专家则相对悲观。比如，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会变得更加深刻，不排除中美出现重大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推动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中国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前景愈发警惕，并指出可能导致这一前景的关键因素。比如，阎学通教授强调意识形态之争是一个关键因素，将决定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他看来，如果意识形态之争得到很好的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集中在物质力量的层面，主要通过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体现。如果意识形态之争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组成部分，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表现为类似于冷战时期美苏的“代理人战争”。
因此，中美双方应当充分认识“新冷战”的可能风险。避免冲突和对抗才符合两国的利益，双方需要共同努力，防止中美关系的脱轨。中美应该通过理念创新和实际举措管理竞争。2012年，中方为引导中美关系发展，曾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框架。然而，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这类倡议的回应并不积极。但无论如何，中美亟须找到一个可行的框架，管理未来数十年彼此的“竞争性共存”。首先，中美双方需要调整它们的“战略思维”以及相关的政策。换言之，建立在重新界定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相互协调以及为中美互动确立规则是必需的。其次，中国和美国应当为“战略竞争”划定“红线”，并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及时有力地减少对彼此的误判。再次，中美之间的经济“脱钩”将带来两国更严重的对抗，因而双方应该修复彼此间的经济关系，并在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进行合作。最后，中美应当努力在亚太地区发展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双方需要意识到，大多数地区国家都不愿在中美对峙中选边站队。
更加重要的是，中美应当就它们对国际秩序的愿景保持沟通，并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中国和美国有责任建立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将有助于保障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相关的国际规则的制定应是公正、平衡的，应确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中美两国可以创造一种共享的领导力，使国际制度得到改革，并变得更有效率。美国不应对中国倡导的新的国际机制如亚投行等进行无理的指责。中国则需要确保这类机制不变成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此外，美国和中国应当在缺乏国际规范和规则的领域展开共同努力，比如网络、外太空等领域。中美应当努力培养一种合作的习惯，并探索应对人工智能武器化等挑战的新方式。两国需要促进在国际维和、反恐、公共健康等领域的新型合作。
无疑，管理中美“战略竞争”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双方需要怀着紧迫感行事，首要的是在拜登政府执政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要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前景抱有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也不应任由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机会白白流失。考虑到这一挑战的严重性，以及拜登执政面临的各种调整，中美双方需要围绕有限度的目标进行努力，为管控两国“战略竞争”制定路线图。双方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改变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极端性政策，修复中美关系。中断中美之间的文化和人文交流将从根本上破坏两国的联系，任何文化“脱钩”都只会强化中美当前的矛盾。中美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为两国展开对话创造条件，比如重新开设领事馆、放松签证限制和中止对媒体记者的禁令等。
第二，重启双边对话，加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除了继续就经济和贸易问题展开谈判，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完全中断的中美外交沟通也应当重启。拜登政府希望与中国进行“务实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practical, results-oriented engagements）。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方也必须做出妥协，而不是仅仅对中国提要求。同时，双方需要提升双边对话的质量和专业性，这对两国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共同挑战。
第三，推进务实的双边合作。这需要结合两国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发展议程。中方已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并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应对疫情挑战、落实《巴黎协定》、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和防止核扩散等方面，中美应制订具体的合作方案。此外，双方还可考虑在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使用与保护以及反洗钱、反逃税和反恐怖融资等领域开展合作。
第四，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避免军事对抗，这在台海、南海等地区尤为重要。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相关交流应得到增强。同时，中美双方需建立多层级的危机沟通渠道，完善危机应对的相关程序，强化一线军事人员的危机管控意识和能力。在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之间曾建立亚太事务磋商机制，相关机制应当被恢复，以减少中美对彼此的误判，避免两国因“第三方”因素而陷入冲突。
总之，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在中美之间，能够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和人类文明普惠发展的良性竞争可以存在，但陷入冷战式对抗冲突的恶性“战略竞争”则不应成为彼此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希望之窗”不会凭空打开，需要双方通过良性互动去积极争取。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双方之间的竞争仍是宽领域、多层次的，仍需中美付出持续努力，避免两国关系彻底滑向对抗冲突，并对中美“战略竞争”进行极为审慎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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