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东: 大变局下的北京冬奥会, 回答了一个最关键的难题-尊龙体育官网

大变局时代的北京冬奥会

1894年，处于急剧变动中的世界忧喜与共，工业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技术与组织革新日新月异。这一年的6月16日，巴黎国际体育大会在索邦召开，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文明主体”试图恢复已中断1500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将城邦体系竞技活动拓展为国际性竞技体育。作为法国代表的顾拜旦希望通过奥林匹克传统的旧曲新唱推进一场民主制度与肉体、精神和品质高度融合的社会运动。于是他以具有普遍主义追求的法国民族主义为蓝本，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定义了三重精神特征：“首先是民族主义，其次是狂飙突进的世界主义，最后才是理智的国际主义。”

从现代奥运会的历史来看，奥运会与国际格局的演变互为镜像。19世纪末的世界处于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定义空间秩序的时代，殖民体系加速形成，世界板块激烈碰撞。两次工业革命的逐步拓展，不仅为世界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大规模人员移动、资本与商品流通、信息传播的物质基础，也使得开启工业化的后发国家迅速崛起，形成多国争霸的复杂历史格局。因此，尽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促成一个关注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但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扩张时代以体育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奥运会在“中心-边缘”的文明论笼罩下通过帝国的商船、军舰与传媒体系迅速向全球传播。但在此后的一百年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战后世界体系的形成，奥运会又通过不断接纳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加入，形成具有包容性与超越性的制度与文化体系。

▍全球变局下的北京冬奥会

2020年以来，各种“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杂音此起彼伏。这种杂音，并不是真正指向奥运会的体育精神，它所折射的，是国际格局的百年之变，是以发展中国家崛起为核心事件的国际秩序“再平衡”的发展困境。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板块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实现工业化，原本横亘于“东西世界”与“南北国家”之间的生产力代际差异已经得以突破。与此同时，此种突破所带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再调整也引发了新旧利益的冲突与秩序动荡，裹挟着不同制度形态、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的历史成见，形成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极端主义风潮的奔涌。它反映的是“华盛顿共识”及其世界秩序想象与发展中国家板块崛起之间的剧烈撞击。

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节点，要求更加包容、更加民主与公平的国际秩序与新一轮全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实践中长期居于全球资本、技术与价值链顶端，当冷战消退所形成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红利逐渐释放完毕，当以能源与材料为代表的基础性技术变革陷入僵局，当后发者与先发国家展开对全球产业链控制权的持续竞争，这些“先进国家”在面临优势丧失之际也产生了普遍的不满。疫情危机与中国抗疫的积极成果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一些国家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实质上是在国家利益及其世界秩序想象与扩张性基础上，对重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优势地位的一种“选边站位”，也是不愿看到冬奥会的成功以及中国抗疫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与制度体系的胜利成果。北京冬奥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正与此有关。

因此，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更为严峻。从国际政治层面来看，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对于世界的意义在于，中国通过30年改革开放，以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融入东欧剧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然而，也恰恰是在2007年、2008年之间，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发展成为全球危机并且绵延至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危机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治理体系与权力格局变动相伴而生。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之间在经贸利益、发展方式、话语体系等领域的竞争全面铺开。从疫情发展来看，疫情危机的持续反复超越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不仅加剧了各国内部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危机，也使得国际交流和国际关系面临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自2020年初以来，新冠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大型赛事持续推延或停摆，全球体育交流面临重大挑战。据劳伦特·凡奈特（laurent vanat）《2021全球滑雪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滑雪市场从2018~2019年的最佳雪季，直接滑入2019~2020年的最差雪季。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全球体育运动遁入漫长的“寒冬期”。危机之下，国际体育领域热钱大量撤出，国际体育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等为体育发展热潮所遮蔽的结构性问题露出水面。

在纷繁的危机之下，2021年7月，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了“更快、更高、更强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新格言。人类确实需要一届“更团结”的奥运会，更需要一个“更团结”的世界。如果说“更快、更高、更强”是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精神体现，那么“更团结”就是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基础之上，人类对发展困境、社会危机与思想僵局的“再调整”与“再反思”。2021年9月，北京冬奥会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正式发布，“一起向未来”是对“更团结”格言的进一步诠释与发扬。

在危机之下，各国际组织与各国奥委会、运动员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在冬奥会赛场展现高水平的冰雪竞技，正是对“外交抵制”的最好回应，也展现了人类以“更团结”的姿态直面危机，从而提振“一起向未来”的勇气。2021年12月初，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宣布将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据国际奥委会介绍，北京冬奥会将有90多个国家（地区）的奥委会约2900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参加7个大项和15个分项的比赛。12月9日，中国外交部对外宣布，已有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成员注册出席北京冬奥会，各国提交注册申请的媒体人员已超过2500人。尽管美国政府宣布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但2021年12月17日，美国奥委会仍宣布将派出由23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冬奥会。次日，欧盟峰会明确拒绝抵制北京冬奥会。早在2021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也表示，世界期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强调“这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员竞技的重要机会，也是人类韧性的象征”。可以预见，北京冬奥会将不仅得到更多国际主义的支持，中国的抗疫成果、抗疫模式以及制度优势也将通过冬奥会获得更多展现与共识。北京冬奥会也将深度嵌入中国发展的议程当中，为探索中国现代体育发展之路提供难得契机。

▍“两个一百年”交替时代的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正值中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时刻。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也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任务繁重。当此之际，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有助于为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的民族精神，同时将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注入创新动力。

（一）冬奥会与民族精神

百余年来，现代奥运会其实是两种真实性的竞争，其一是奥运会的超越性与国际性，其二是奥运会参与主体背后的民族性与国家性。没有必要的超越性与国际性，奥运会将彻底沦为大国博弈与实力外交的附庸形式；没有民族国家性的情感激励和政治效应，奥运会也很难获得各国普遍期待参与的大众动员效果。奥运会的民族精神的动员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方面，冬奥运动更有其特殊性。与夏季奥运项目相比，很多冬奥项目的比赛环境相对更为严酷。例如越野滑雪项目、跳台滑雪项目等具有极限运动的特征，是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肉体与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一些冰上项目，如冰壶、花样滑冰比赛，体现了运动的优美、柔美一面，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对于培养审美能力也有重要意义。在运动精神的感召下，冬奥赛场上的优秀运动员也将极大鼓舞所在国的民族精神与拼搏勇气。如挪威冬季两项名将埃纳尔·比约达伦（einar bjorndalen）以8枚冬奥会金牌、13枚冬奥会奖牌的历史最好成绩，被冠以“国王”美誉；澳大利亚短道速滑运动员斯蒂文·布拉德伯里（steven bradbury）在遭受重伤且缝合111针的情形下，继续登上冬奥会赛场，并一举拿下南半球第一枚冬奥会金牌，被澳大利亚誉为“民族英雄”。

（图为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

在北京冬奥会背景下，冰雪运动不仅会成为个体价值和民族精神有效连接及和平展示的枢纽网络，还会成为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实践背景，不断提振人心，凝聚发展的强大动力。小到体育社团，大到民族国家，体育的凝聚与团结功能无处不在。改革开放初期“女排精神”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抚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悲情。百年变局之下，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国运动员与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冰雪竞技提供绝佳舞台。中国运动员的拼搏与努力将不仅丰富中华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也必将振奋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冬奥运动的对抗性与竞技性对于青年群体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当前，自动化生产持续发展，互联网日益普及，创新经济快速兴起。面对数字化浪潮带来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复杂演变，身体锻炼和体育运动匮乏导致的亚健康身心状态也日益普遍。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老一辈基于物质匮乏环境所产生的“饥渴感”和“进取心”，已经很难被成长于相对丰裕环境中的青年群体所理解和移情。青年的奋斗意识需要在新的背景下加以重塑。基于个体兴趣和日常乐趣，但又需要面对挫折、长期坚持、有序竞争和相互协作的体育运动，成为相对丰裕社会背景下青年精神形成的重要契机。冬季运动对于意志、团结精神的培养，对于培养青年奋斗意识有着助推作用。比如，冬奥会的冰球项目具有极高的技巧性与对抗性，其激烈性和对抗性远超夏季球类项目。冰球运动的比赛环境极为严酷，因此运动员一般只能在场上停留很短时间，它极大考验运动员的体力与意志力；此外，冰球运动作为集体项目，需要高效率的集体协作，它又是运动员集体意志的凝聚。因此，冰球运动是对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双重考验。

据统计，我国参与冰雪运动的40岁以下青年群体占据冰雪运动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3%，20~30岁人口比例约为36%。以冬奥会为契机，冰雪运动的持续普及不仅对于青年人强身健体、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具有积极作用，也对青年人磨炼意志、激发拼搏精神具有深刻意义。

（二）冬奥会推进区域均衡发展

欧洲是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以阿尔卑斯山为中心，形成了超过6千平方公里的优质滑雪场地。2018年，阿尔卑斯地区滑雪人数占据全球总滑雪人数的43.73%，其中奥地利滑雪者的平均滑雪次数达到人均5.94次。北美的冰雪运动也形成了落基山脉与美加交界等中心。据测算，奥地利滑雪产业综合效益为0.865，几乎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美国滑雪产业综合效益为0.463，也能够较好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5]欧洲与北美两大冰雪运动中心的形成既得益于自然禀赋，又得益于发达的工业与科技基础。冰雪行业可通过对冰雪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整合，加快形成冰雪体育、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为主要内容的冰雪经济，冰雪经济及其带动效应又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形成了冰雪运动与冰雪经济之间的正向循环。

自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以来，冬奥会先后在韩国平昌与北京举办，再加上1972年札幌冬奥会以及1998年长野冬奥会，东北亚已形成可与欧洲、北美相抗衡的冰雪运动板块。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使得东北亚冰雪运动快速崛起成为既定事实，同时彰显了冰雪运动带动冰雪经济以及产业升级的巨大动能。预计到2025年，我国冰雪运动产业总规模将达10000亿元，冰雪运动的综合效应也会逐步显现。冰雪运动发展需求的扩张与创新生态的培育势必刺激国内自主品牌研发能力增长，推进冰雪设备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此外，体育产业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业态的升级与创新。5g、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将在多领域丰富冰雪经济新业态。

冬奥会将有力带动东北与西北地区发展，推动区域发展“再平衡”。当前，我国发展呈现出南北差异与东西不平衡态势。北方地区面临传统产业升级困难、资源型行业发展潜力枯竭、冬季气候严酷拉高生活和生产成本的现实挑战，面临资金和人才不断被南方地区吸纳的困境，亟需新的发展动能。与此同时，北方地区丰富的冰雪资源长期未能发挥有效的经济促进作用。冰雪产业恰恰提供了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发展思路。随着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中国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较大规模冰雪运动的潜在消费人口，如2020年滑雪运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在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如何产生区别于衣食住行传统消费形态的新型消费模式，冰雪产业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方向。而冬奥会的举办，将为冰雪运动的普及和北方地区发展带来难得的契机。

（图为位于张家口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

首先，北京冬奥会将有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冬奥会分北京与河北张家口两个赛区，北京地区冰雪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张家口地区产业基础薄弱且生态环境脆弱。但是，张家口具有紧邻京津等超大城市的区位优势且拥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冬奥会的举办将有力带动张家口等环京津地区产业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战略。2018年以来，河北省相继制定了省级与地市级冰雪产业发展规划，推进冰雪运动项目落地，打造崇礼等国际冰雪运动目的地。2019年，河北省承办竞技冰雪赛事80项，其中国际级赛事12项，国家级赛事16项，大众冰雪体验活动126项，滑雪场接待人次达275.4万人，京津地区已成为主要客源地。其次，北京冬奥会在推动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的同时，将持续推进冰雪产业链在东北与西北地区延伸，推进东北振兴与西部开发开放。当前，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冰雪场馆占比超过78%，大型滑雪旅游度假区也主要集中在吉林省、黑龙江省以及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大型滑雪旅游区尚未形成清晰的运营模式，并且受制于造雪能力与水循环运行系统薄弱，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2021年2月，文旅部、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联合印发的《冰雪旅游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到2023年，推动冰雪旅游形成较为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冬奥会的举办，是冰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推广，随着高铁路网的全面建成和航空业的持续发展，一日之内横跨南北已经成为现实，这对于推动广大南方地区游客到北方的消费将产生重要促进效应。未来，东北地区可依托冰雪旅游发展模式的更新推动冰雪运动竞赛表演、冰雪运动技能培训以及冰雪器械与设备制造的发展，通过冰雪经济带动东北振兴。我国已于2016年在新疆举办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也将在内蒙古举办，围绕天山山脉、大兴安岭的优质冰雪目的地已初步形成，以冰雪运动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也已初现成效。

▍体育强国与民族复兴

在世界政治经济板块的震颤与调适背景下，北京冬奥会不仅可以作为进一步阐释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平台，也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一个扎根于中国土地的体育发展模式是体育强国与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从历史渊源来看，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的文明成果，欧洲是现代体育的发源地。“19世纪到处可见体育爱好者的觉醒，其初期在德国和瑞典，中期在英国，晚期在法国和美国。”体育强国的形成需要扎根于一国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基础，受到社会、市场和国家三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世纪的欧洲具有典型的封建制特征，形成了中小型政治经济实体并立的邦国体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得老欧洲进入新的均势体系，也使得欧洲区域的大国整合存在明显上限——民族国家这种中等规模的国家形态成为其主流。欧洲现代体育的发展也是在这种政治结构基础上逐步发育成熟，即一方面依托于封建制与邦国体系，另一方面又在发达的市民社会与工业体系基础上，形成了从土地贵族俱乐部向资产阶级俱乐部、工人俱乐部逐步演变的社会组织基础。

比如，国际奥委会的原型就是有着贵族俱乐部性质的英国“亨利皇家赛舟会”，德甲巨头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蓬勃发展则拜德国浓郁的工人文化传统所赐。在欧洲体育发展模式下，英、法等国又各有其特殊性。英国的竞技体育早期呈现出极强的贵族性，并经由公学教育体系发扬光大。随着土地贵族的衰落与工商业新贵、市民阶层的兴起，英国大众体育与职业体育逐渐并行发展，通过其全球性的殖民体系向世界各地传播。法国体育发展呈现出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样态，即由青年与体育部对全国体育发展进行操盘，通过法规与经济手段促进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比较来看，美国体育发展模式虽受英国体育影响深远，但又有所不同。在移民浪潮中，早期美国形成了以宗教与族群为核心认同的新大陆地方性社区，欧洲现代体育在美洲社区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强健体魄，更加深了文化与族群认同。美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是社区体育及其理念逐步渗入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产物。对于美国的青少年而言，参与体育的目标不仅在于锻炼身体、磨炼意志，更在于进行社会交往、领导力提升和集体协作的训练。而对于美国公众而言，体育是个体融入集体进而参与自治的关键性驱动力之一。因此，美国体育实际上是以社区与学校体育为基本单元的“社区自治”模式。在这种自治条件下，体育市场支撑职业联赛的动力强劲，如以北美四大职业联赛为主导的赛事体系；体育后备人才充沛，包括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和国家冰球联盟（nhl）在内的职业体育联盟，其人才库的主流都是高校运动员[10]。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参照苏联“劳卫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身现实，建立起以单位制和公社制为基础的“人民体育”发展模式，与我们的人民国家体系高度融合，体育发展与社会基础相匹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基础呈现出个体逐步溢出单位制的多元化特征，市场主体与市场经济逐步活跃。在奥运备战背景下，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举国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但在全球体育市场冲击之下，“举国体制”也面临多重矛盾。由于我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结构区别于西方现代体育的社会基础与文化条件，机械地推进协会化改革与照搬联赛体制、俱乐部体系，也会面临水土不服的尴尬处境。因此，在“双奥”背景下，体育强国建设需要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与发展实际。

以足球改革为例。自1994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足球的职业联赛体系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未建立起职业联赛体系、俱乐部体系与后备人才体系、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等方面的贯通性与统一性。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中，足球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纠缠杂糅，足球的竞技水平不但没有得到提升，还出现了“金元足球”“烧钱模式”等非健康状态，它们在短期内声势浩大，但不可持续，成本收益严重不成正比。由此，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能片面地照搬现代足球俱乐部制度，而应看到欧洲足球俱乐部与欧洲政治社会结构的对应关系。因此，发展中国足球，就应该立足于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制度和社会结构。

传统中国，是“超大规模政治经济体”与“大一统”文化与制度传统的结合，“央地关系”的逻辑也与欧美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现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层面承继了传统中国的诸多要素，“超大规模性”与“大一统”特征明显，同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统合与调控。因此，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俱乐部与联赛体系无法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的发展逻辑。

事实上，破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得足球项目真正具有大众影响力，促进赛事、资源和大众参与度的良性互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改变思路，将足球联赛与俱乐部体系参照锦标赛制度进行改革，或者说打造锦标赛制的升级版——关键之处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各省成立足球队，并同时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既利用足球比赛的商业价值，也要长期经营，打造足球在地方发展的长期运作体系，将足球发展嵌入地方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将足球发展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相融合，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社会参与的能动性。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制度设想。足球事业的发展与体育强国的推进仍需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探索、试错，以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现代体育发展与体育强国之路。

当危机时代的全球不确定性笼罩在地球的上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然而，奥林匹克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特征依然得到人们的珍视。在此之际，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或许将成为一个更公平、更团结的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中国正积极探索实现自身文明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融合，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的体育强国目标所追求的，也绝不仅仅是一国的荣耀与辉煌。无疑，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一个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将是14亿人民对世界政治经济变局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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