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9个中央一号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抓好农村改革重点任务落实，其中包括：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最艰巨也是最应当啃下的硬骨头，是让农民收入能够有更快增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避免两极分化、消除贫困、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家底如何，真实发展现状怎么样，东中西部发展有何差距？为什么“是时候更多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了”？
文 | 陈锡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编辑 | 李亚飞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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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其实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我们党就一直强调共同富裕。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句话，全面深刻、透彻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明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
几十年来，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党所追求的目标。当然这个进程，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和压力，但是我们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
2021年12月17日，山东莒县招贤曲坊现代农业产业园玫瑰基地，工作人员抱着基地种植的鲜花合影。图｜新华社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关口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高度，科学谋划了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和到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明确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脚踏实地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
从2022年到2035年远景目标的实现，14年的时间中，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我们首先就是要坚持方向，其次是扎实推进。
何为实质性进展？我自己的理解是，还没有到决定性或者关键性的那一步，但是和现在相比会迈出非常明显的一大步。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这14年的目标任务。
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宏伟艰巨，同时也是需要付出长期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已经明确了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政策取向，其中努力做大国民收入蛋糕是前提，科学分配好蛋糕是关键，也就是要处理好三次分配的关系，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性质不完全一样，有各自的定位，互为补充。
同时也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共同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共同富裕更不是杀富济贫。一些基本的原则清楚了之后，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学界的研究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
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个过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更快地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富裕程度。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是47412元和18931元，两者的比值是2.50，比2020年的2.56有所缩小，但从世界范围看，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下一步真正要实现共同富裕，尤其是14年后，共同富裕要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标志性事件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要有明显的缩小。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前，农村人口依然庞大。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为63.89%，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亿，但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5.4％，这意味着，农村的户籍人口还有7.71亿，城市的户籍人口不到6.4个亿。
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推进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除了要清产核资，还要全面开展成员身份确认。到2020年底，实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村级组织，已经达到了94.9%；已经完成了改革的集体组织，确认成员是9亿人。
前面提到的农村户籍人口还有7.7亿，也就是说，有1.3亿人虽然已经不是农村户口了，但他们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这些数字非常复杂。
一方面，城镇化在不断推进，农民在逐步减少；另一方面，农民的转移、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绝非轻而易举。
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保证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实质性缩小。当然这种明显实质性缩小不是削富济贫，而是要让农民的收入能够有更快增长。这是我们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最艰巨也是最应当啃下的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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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收入六大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与农民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对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积累了重要经验，形成了若干制度和政策。
2021年9月2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东庙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区。图｜新华社
其一，消除绝对贫困，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
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实现农村人口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富裕的最基本条件。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有关部门监测发现，在2021年初，处于边缘化、有可能或者说容易返贫的脱贫人口为500多万，到了2021年10月，已经解决了75%左右，还有不足200万人。他们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返贫风险，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这项工作必须继续抓紧做好。
其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变化很大。
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是较之城镇居民，水平低了不少。比如，有些农村老人领取的养老保险一个月只有近百块钱（当然涉及特殊情况，一个月近百块钱的养老保险，实际上是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时，以前从来没有交过费，但是他已经过了60岁了，因此必须给他发养老保险。他没有个人账户上的钱，现在发给他的近百块钱都是财政给的。他们养老金低的原因在于，年轻的时候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去交保险，而且也没有单位给他交，这和城市职工相比是一个最大的差别，由此造成他的养老保障水平就很低）。
可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迫在眉睫，有很多文章要做。
其三，不断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从国情的角度来看，比起美欧等国，我国农业竞争力在下降。由此带来的不仅仅是农民层面的收入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有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
特别是wto框架下我国农业的支持和保护问题亟待研究解决。在我们的各项补贴都已经到了天花板的情况下，要推动我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从“黄箱”向“绿箱”转变，否者农业竞争力就上不去。
其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发展高质量农业，靠科技进步，靠不断提高耕地的质量，靠农民素质的提高，既要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又要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其五，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农村的资源，发展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不能光让农民到城里去打工挣钱，还要考虑怎么让农民在乡村能够挣到更多的钱。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只依靠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还要考虑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农民在乡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
其六，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我国城镇化发展成效显著，但远未完成。当前，我国城镇化统计存在两个偏差：一个是城镇常住人口中包含着大量没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工及其家属；另一个是把行政区域变动引起的户口性质变化统计为城镇化。
近年来，城镇人口比重上得这么快，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村民委员会变成居民委员会、乡镇变成了街道、县变成了市或者区。地域的城乡性质一变，农民的户籍就转城镇了，但是这些农民中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地点没变，生活方式没变，从事的行业也没有变。
这说明，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城镇化进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应从我国实际出发，把握好发展阶段的脉搏，科学认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格局变化，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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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前述六项措施是卓见成效的。但是，对农民来说有个基本前提，就是只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这六项措施才能惠及绝大多数人，才能推动农民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走，不然一部分人就掉到“贫困陷阱”中了。
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是跨越式发展，还是经济体制转型，一个风险很大的问题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底层群众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二十多年前，我访问巴西的时候，当时的巴西农业部长对我说：我认真研究了你们国家的农村政策，发现你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了不起的政策。
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为了扩大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为了经济起飞，巴西鼓励大资本下乡，出现了资本大量兼并小农户的现象。小农户一旦失去了在农村老家的土地，失去了在农村的家园，不得不跑到城里来。但是城里又没有足够的接纳能力，不能为大量进城农民提供就业社保、公共服务等。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出现了规模巨大的贫民窟，这是他们发展过程中没处理好的问题。
当时的巴西农业部长对我说：你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在发展中就避免了走我们这样的弯路。
我那年去，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召开群众集会，鼓动群众游行。当时，每人发一个t恤，我也拿了一个，t恤上正面写着“零饥饿”，背面写着“扶持小农”。
无论如何，如果不能在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制止两极分化现象，那么实现共同富裕就肯定是一句空话。
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是避免两极分化。只有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相关政策才能惠及大多数人，才能推动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这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
我国农村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基本制度，保障了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效避免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化。
至少有四项基本制度，全国农村都有。
第一是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第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集体所有的组织载体。
第三是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基本经营制度，即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第四是农村社会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这四项制度覆盖着整个农村地区。
正是因为有了这四项基本制度，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才得以获得四项基本权利。
第一项，农民具有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第二项，农民具有本集体的宅基地使用权。
第三项，农民具有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分配权。
第四项，农民具有参与乡村自治的权利。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有效保障了农民的四项基本权利，确保了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平等的权利，确保了每户农民都有地有房，从而保障了每个成员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农村改革，应当不断完善农村的基本制度，不断落实农民的基本权利。
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改革中有效避免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作用。
把原来农民土改时分到的土地，集中到一起经营，这是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济。搞家庭承包经营，这些土地又都分到各家各户承包了，集体手里一无所有了。当然，少数发达地区，当初还拥有一些乡镇企业，但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承包到户，手里没有任何资产了。
那时集体把自然资源都分给农民家庭承包了，农村集体一分下去，两手空空，没有实力了。当时有人批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只有“分”，没有“统”。
但是，在实施四项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保障了农民的四项基本权利，确保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确保了每个农户都有地有房，保障了每个农户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从而避免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这点。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小看农村集体所拥有的巨量自然资源型资产。
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折合144亿多亩，其中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的国土面积大概占46%，也就是说60多亿亩是农村集体所有的。
这块财产的分配使用决定着农村会不会发生两极分化，能不能为农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农村改革能不能避免或者怎样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我们现在的农村基本制度和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能起决定性作用。
这是农村改革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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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农民工。
2021年1月28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三江南站务工人员返乡。图｜新华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
中央领导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民这一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国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
让农民在农村有地有房这件事情关系重大，正是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守住了底线，没有让这个国家的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从这个角度去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避免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这个问题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中，能不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我觉得现在也需要我们抓紧去研究这件事情。
之所以这么讲，因为从2016年至2020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集体经营性收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5年底，全国有58.9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其中有集体经营性年收入但不到10万元的有18.7万个，占比31.7%。
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有8.2万个，占比13.9%。
一年到头一分钱也没有的占54.3%。
2020年底，全国农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约有54万个，有集体经营性年收入但没有达到10万元的村级集体组织增加到24万个，增加了28.3%，占比44.4%。
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级集体组织有17.9万个，增长了117.8%，占比33.1%。
没有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村，从5年前的32.04万个降到12.13万个，减少了62.14%，占比从5年前的占54.3%降到了2020年的22.45%。
集体资产和收入能有如此大的变化，主要得益于三方面。
一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摸清了集体的家底。
二是国家和社会对农村脱贫攻坚的支持，新形成了一批集体资产，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三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征地补偿，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比如三块地的改革中，征地制度的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土地征收的补偿金。补偿金有一小部分成为集体的收益，大都是给农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入市的收益绝大多数都是变成了集体收益。
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到2020年底，全国农村集体经济村、组和乡镇三级组织的资产总额达到7.7万亿元，负债3.1万亿元，净资产超过4.6万亿元。全国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自实行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分红金额累计已达到4085亿元。
其中，分给集体成员的是3352亿元，占82.1%；分给集体的是614亿元，占15.3%；大概还有不到3%的分红分给了外来投入的资本，这是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分配状况。
我这一段跟有些搞“三农”的同志接触，大家对这些数字的变化也都大吃一惊，最近这些年没怎么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的问题，会有这么大的变化。2020年底农业农村部统计显示：全国已建立乡村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近100万个，清查核实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5万亿元。这7.7万亿元不包括耕地和其他资源型资产。
2020年集体经营性收入中可分配收益的部分已经达到3500亿元，除了扩大再生产，除了支付一些必要的费用等等之外，其中用于村级公益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1200亿元，用于农户分配的部分是77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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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村集体成员不仅可以从集体经济发展中获得分红，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还广泛用于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投入，提升了成员福利，意义比分红要大得多。
2022年1月5日，在贵州省锦屏县三江镇潘寨大公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一家服装企业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加工服饰。图｜新华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创办、合办、参办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也给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收入来源，还能为村民提供多样化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虽不在农民的收入统计中，但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如果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40多年前对遏制农村发生两极分化发挥了重大作用，那么当前应当可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作出新的贡献，比如在为本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以及周边农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创造新的收入来源方面，正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
其一，很多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引领或牵头举办土地股份合作社，保证了入社的农民既有保底分红又有劳务收入，还有最后盈利的再次分配。
其二，很多地方搞的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有合办的，有创办的，大量吸收了就地就近就业的农民和返乡农民工。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截至2021年11月底，全国返乡农民工数量是1517万，这些农民工中有1420万已经实现就业了，就业率接近94%，其中30%是在农业中就业，70%从事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其他二三产业。
这说明近年来在农村集体经济的带领下，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三产融合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也就是说，农民能不能不去城里挣工资，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我觉得前景会越来越好。
其三，给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生产性社会化服务。农民家里用不着都去买拖拉机，买联合收割机，想用的时候就购买服务，用农民的话讲叫托管、代耕。
提供这种生产性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中，有一部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然这部分现在刚刚起步，但是随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在这方面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从事“三农”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同志，应该把眼光更多地去关注一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使其充分发挥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值得忧虑的问题也很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展极不平衡。
数量上，农村集体经济账面资产7.7万亿元，东部地区占了5万亿元，东部地区的集体资产要占全国的65.5%，差不多2/3；而中部地区只有1.4万亿元，占全国17.6%；西部地区1.3万亿元，占16.9%。
质量上，东部地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性质更优化，经营性资产占比超过五成；中部地区经营性资产占26.5%；西部地区经营性资产只占23.9%。
此外，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也还有许多难题要攻克。
坦率地讲，我自己曾经参与过一段农村政策的制定和研究过程，现在回头去想，由于所处的年代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很多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注不够。
某种程度上，我们用在其他各类经营主体上的精力和代价，要比用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大得多，这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改革主题所决定的，也说明了我们眼光不够远、胸怀不够远大。
下一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消除农村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让它能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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