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经济增长能保持稳中求进，同时坚持高质量发展，就会获取汇率升值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从而带动人均gdp增长得更快。”
——刘世锦
按人均gdp衡量，中国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仅一步之遥，但距离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依然道阻且长。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接受了记者专访，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短期经济局势、中国中长期发展潜力等宏观热点话题展开详细论述。
访谈中，刘世锦多次提及未来我国人均gdp的提高虽有经济实际增长的带动，但可能更多会来自于坚持高质量发展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获取汇率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坚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挖掘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潜能，政府的经济目标定位和衡量指标也应作出相应调整。
5.5%左右增速目标要“蹦一蹦”才能实现
记者：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5%左右，如何看待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难度？
刘世锦：2022年gdp目标增速5.5%左右，是要在2021年高基数的情况下实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这是一个要“踮起脚尖蹦一蹦”才能实现的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也是有弹性的，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实现，但与此同时，也一定要坚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何要强调坚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1年经济增长有一个现象被广泛忽视，那就是如果按现价美元计算，2021年我国gdp增加3万亿美元，这个净增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2021年我国gdp之所以能增长3万亿美元，与人民币汇率升值有一定关系。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其特点就是未来人均gdp的增长一方面是来自经济实际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汇率升值。中国现阶段的情况与德国、日本当年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较为相似。研究发现，德国、日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后的16年里，两国的人均gdp水平按现价美元计算都保持较高增速，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因素是由经济实际增长所贡献，有超过一半的因素则是由本国货币升值所贡献。
上述特点可以引出两点启示：一方面，国内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保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微观主体富有活力，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长期看，这又会推动汇率的升值。所以，汇率升值的基础是坚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因此，经济增长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争取能实现目标；另一方面，不要盲目追高，而是要达到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如果盲目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会造成国内经济大起大落，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即使国内经济增速很高，但可能会引发汇率贬值，这样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可能反而会下降，国际上这种例子并不少见。若经济保持稳中求进，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就会获取汇率升值的效应，最终经济增速按现价美元计算还是会很快。
如果我国能实现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那么2022年我国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将是大概率事件。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我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个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坚持高质量发展，就会获取汇率升值带来的收益增长效应，从而带动人均gdp增长得更快。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它在全球的购买力，这对居民提高生活水平是非常重要的。
货币政策短期重在稳房地产
记者：您认为，为实现2022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刘世锦：从过去几年情况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由高速逐步转到中速。宏观政策与经济增长的需要大体上是适应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宏观政策的度把握得比较好，基本上不存在宏观政策过紧制约增长潜能的情况。
2022年上半年，宏观政策要发挥防滑托底的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在前期降准、引导降息的基础上，结构性导向要为房地产软着陆和中长期平稳发展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同时重点支持城市化和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住房建设资金需求，如支持城市农民工安居工程建设。财政政策要利用上年的增收空间，支持一批有回报、有长期潜能的基建项目，如重点支持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中的交通通信项目；另一方面，重心逐步转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加强人力资本建设。简单地说，短期内货币政策重点在稳房地产，财政政策重点在稳基建。
记者：2021年底以来，房地产政策纠偏，不少城市放松房地产金融政策，您如何看待未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空间？
刘世锦：2021年下半年经济的回落与房地产市场遇冷有一定关系，房地产行业的变化既有短期政策因素，但更要关注长期因素。房地产投资的历史峰值早在几年前就已出现，但之所以过去几年甚至在疫情期间房地产投资增速看起来还比较有韧性，很大原因是由结构性行情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房价上涨的地区主要还在都市圈、城市群，这与人口流动有关，一些都市圈、城市群还处在扩张过程中，随着人口的流入，购房需求就会上升。不过，我认为，这种结构性增长的峰值可能也已经到来。
因此，2022年即便希望能稳住房地产投资增速，使其回归正增长，预计也很难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房地产投资可能会达到一个比疫情前相对低一点的新的增长平台。不过，即便如此，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是产业链最长、产业带动能力最强的行业之一。随着房地产金融属性常规化，房子回归居住的原本属性后，房地产还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得到很好解决。建议在大都市圈、城市群建设针对农民工的安居房工程，只有让农民工等新市民安定下来，完善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才能更好地提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同时短期看，这也对扩大有效投资有利。
记者：2021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强劲，超出市场预期，随着国外经济逐步恢复常态，您如何看待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
刘世锦：随着国外经济逐步恢复常态，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会逐步恢复到常态，即出口增速保持在个位数，这也是为何强调要扩大内需的原因。长期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币将进入长期升值轨道，这要求国内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德国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经历着货币升值，但同期出口也一直保持增长，原因就在于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汇率升值相适应。
最重要的增长动能来自释放结构性潜能
记者：当前经济面临着三重压力，您认为该如何破解这三重压力，实现经济的稳增长？
刘世锦：中国现阶段还要保持比发达经济体更高的经济增速，最重要的增长动能并不是来自于宏观政策的调控，而是来自释放结构性潜能。所以说，宏观政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持经济短期平衡和稳定，稳增长、扩内需的立足点要转到发掘释放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
需要纠正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却忽略结构性潜能的倾向。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的话，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或第三位的。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的主要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就要着力发掘释放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
对于稳预期，我认为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坚定不移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释放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具有的增长潜能，也可以说，是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的潜能。
结构性潜能框架总结来看是“1 3 2”。“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地理和动能上的空间。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个空间能够提供中国经济大部分增长动能。“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三大短板。“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简单地说，“1 3 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现阶段这些潜能不同程度受到某些体制机制政策因素的约束，近期需要推出一批扩张性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使之转化为现实的动能。
例如，以城乡土地、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双向流动，协同推进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和乡村振兴。在都市圈特别是一线城市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区之外放开外来人口落户限制；鼓励都市圈范围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探索向集体组织外部流转，收益优先用于完善相关转让者的社保体系，建立高透明度的转让流程；在入市交易和流转的土地上探索建立养老社区，向城市居民开放；实施进城农民工安居工程，配套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加快都市圈城市群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您曾提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您认为提升居民收入重点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刘世锦：提升居民收入涉及到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次是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是重点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提高他们就业创业的能力来提升收入，这很关键；四是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要补短板；五是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等要更多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要用10～15年将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四五亿人，这部分群体基本分布在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因此，以后要下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要实现上述目标，相应地，政府今后在做经济工作时，包括对经济指标的考核上，应更多用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同时，过去往往会把消费和投资对立看待，但消费有时也是一种投资，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增加，其实也是在培育人力资本。因此，下一步政府应从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人力资本投资；在具体考核指标上应从以数量指标为主，转向以结构性质量指标为主，如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劳动生产率、碳排放、基本公共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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