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于2021年4月6日《环球时报》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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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中国，是否能够享受足够的金融服务？义乌，浙江中部的小县城，率全国之先，推进“外籍商友卡”，为外国人的线上购物、消费缴费、投资理财等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义乌金融改革八年来的一项重要成果。作为义乌金改的评估专家，这项工作让我印象深刻。
在4月初的评估会上，义乌市长王健恳请来自北京的官员给予更多授权，比如支持外籍人员获得金融服务的国民待遇，谋划更多跨境金融合作项目等等。
义乌金融开放的呼吁是相当迫切的。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每年有超过50万人次的境外额商来义乌采购，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个小县城还是中国快递业务量最多的城市，是20多项国家级改革试点的城市，比如个人贸易结汇业务，就是由义乌推广至全国。
义乌的金融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缩影。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没有人能阻止开放政策的推进，而金融开放恰恰是开放政策的核心。
国内外都有一批人批评中国的金融开放。国内有人担心金融开放，将导致更大的金融动荡甚至危机，也将使中国资本外流或被外国资本控制。而国外的一些人则怀疑中国金融开放的诚意，认为中国将长期采取保护主义，限制外国资本的进入。
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中国金融市场相对弱小时，当然害怕重蹈发展中国家被外国金融大鳄搅局的风险，1997年源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像血一般的教训，悬在中国金融研究与决策者的案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40多年未发生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与这种审慎密不可分。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信贷市场和外汇储备，还拥有世界第二大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中国有足够的自信与底气，更大的开放便成为必然的选项。
2018年，中国宣布要在金融领域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之后又出台更多相关具体措施。2020年，金融业对外资的所有股比限制全部取消，中国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进程持续提速。
2020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67%外资机构认为，中国金融开放程度有所提升。27%认为，没有明显改善。仅有6%认为开放程度有所下降。中国金融开放面临的具体挑战最大的依次为，“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43%）、中美关系日益紧张（23%）、合规风险（17%）、中国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13%）。这些数据很客观地反映了目前金融开放的复杂性与综合度。
我希望这篇专栏能提醒外国朋友的是，不要怀疑中国金融开放的诚意。中国主流人群的理念是统一的。大家都充分认识到，金融开放是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路径。发达与开放的金融系统，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可以为遭受意外或不利冲击的经济体提供流动性，帮助渡过难关、平滑消费。还可以通过金融工具调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加快技术进步和关键性的产业升级，从而加速国家实力的增长和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
外资仅占中国保险业市场6%，证券市场约3%，银行市场约1%，空间还是相当之大，但不得不说，中国金融开放需要更多的时间积累。1990年代初，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才成立，比纽约证券交易所晚了200年。2009年人民币正式开始国际化的进程，比美元国际化晚了约140年。
从中美金融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是相当年轻的国家，仍需要向美国学习，当然也需要汲取美国的教训。中国金融开放必须保持安全、发展与开放之间的“三角平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来看，这更像是“不可能的三角”。
从义乌身上，我感受到了更大的希望。他们在推动外国人的金融服务同时，也坚持防范风险，要求综合评估入境人员的信用与风险可能性。渐进式的推动，正在缓慢打开更大变局的序幕。有理由相信，中国金融开放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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