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刚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4月28日丁刚看世界公众号。
西雅图的故事
三年前，我飞了趟西雅图，记得飞机起飞时是晚上11点20分。前排坐了一对年轻夫妇，从交谈中我得知，女人怀孕了，去西雅图生孩子。
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美国依然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选择一个美国身份，就是给孩子选择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然而20个小时后，当我站在西雅图市中心时，却看到了另一个让我多少有些忧虑的景象。
几乎每一个路口都有乞丐，严格地说，他们不算是乞丐，是失业者。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带着孩子。有一位的两个孩子都坐在童车里，穿着算不上漂亮但干净的童装。还有一位在身边放了一个牌子，上写“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有part time工作，钱不够养活孩子”。
图片西雅图的无家可归者在市中心的人行道上露营。来源：西雅图时报，2018年8月21日
这和我10年前在纽约街头看到的流浪汉不同，那些人大多是有色人种、酗酒者，天冷时常睡在有热气的地铁通风口。这次在西雅图看到的几乎全是中青年白人。
在西雅图的公园、桥下、高速公路中间地带和繁忙的人行道上，常常会有无家可归者搭起的临时帐篷营地。美联社当时的报道(2017年11月6日)称，在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无家可归者的人数目前为16.8万人。这让我想起了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吴秀波扮演的那个“落魄叔”frank。
一日，我坐轻轨去市中心，中间上来两个查票的，一男一女。一节车厢大约20来位乘客，居然有五个是逃票或混票的。坐在我旁边的一黑人小伙拿出一个烂钱包，找出充值卡装模作样地刷了一下。刷卡器上显示是10美元，查票员说“你这卡里一分钱都没有”，要了小伙子的驾照，作了记录。前排的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女孩，拿出一张1美元的老年人票，查票员让她补票，也说是没钱，查票员又是要了社会安全号做个登记就算完事。
但西雅图又是繁荣的，事实上它是美国重要的新兴经济之城，提起来，中国人一般都会想到亚马逊、波音、微软的大名。
在我逗留期间，《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说，家在西雅图的亚马逊老板贝索斯当时拥有800多亿美元的资产，足可以将很多美国的豪宅放入他的采购表中。在纽约，他拥有四套公寓，价值1295万美元；在华盛顿州，2016年他以2300万美元买下了早先的纺织博物馆，开始装修；在加利福尼亚，2017年7月他买下了比佛利庄园他的价值2445万美元的豪宅旁的另一幢豪宅，价值1290万美元。
短短三年过去，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创记录的1799亿美元。从去年3月10日到今年3月18日，他的个人财富增加了59.2%。
在同一时间段，家也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则增加了27.5%，达到了1250亿美元。
“我们正在快速进入一种寡头形态的社会”，美国左翼领袖桑德斯（添加超链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少数亿万富豪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而劳工家庭却仅能糊口”。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使仅仅只从表面上来看，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整个社会在孕育着什么样的风暴了。
“美国梦”变味了
贫富差距加大只是美国问题的一个表象，隐藏其下的是机会的不平等，处于中低层的个人发展和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日益萎缩。
机会的不平等，几乎令“劳动致富”成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弱了美式资本主义所赖以兴盛的动力。
美国梦是什么？它近乎一种承诺——为不同肤色、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奋斗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住好房子、上好学校、做好工作，一直以来，这也是美国这个大熔炉最引人的地方。
上世纪70年代，一首颇为流行的电影插曲这样唱道：
在老纽约，
我的一切将从零开始。
如果我能够在这里成功，我就可以走遍天下。
全靠你了，纽约！
多少年来，纽约一直是移民的梦想之地。丁刚摄
2001年1月，赵小兰获时任总统的小布什提名为劳工部长，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她提到了初到美国的经历。
赵小兰说，她随母亲坐船来到纽约时，家里很困难，父亲要打三份工才能维持生活。刚进学校时，她一句英语也不懂，只好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逐字抄下，等晚上父亲下班回来再给她翻译讲解。
“尽管生活艰难，但我们知道，只要勤奋工作，坚持不懈，有亲朋好友的帮助，我们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赵小兰说的美国梦其实并不在于能不能实现个人或家庭的财富自由，而在于有没有实现这种自由的机会。
很多年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只要努力奋斗，从底层就可以攀上中层、高层，财富是靠勤劳积累的，而不是靠钱生钱生出来的。他们将底层阶级的问题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而不是政府的失败。
但是，今天的美国梦正在失去昔日的光彩。
当我给一位美国大学生讲述赵小兰的故事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的确，有很多人靠着个人奋斗实现了美国梦，但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特朗普的崛起就不是靠努力打工换来的，而是靠资本的力量换来的。我们不再拥有更多的机会，即便你是白人。”
我接触的一些海归也有这样的感慨，这也是他们选择回到中国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频道于2014年8月的联合民调显示，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76%不相信孩子那一代会比自己过得更好。
最近，由于疫情的缓解和财政大规模的投入，美国的就业率开始上升，但是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大多是低端的，也不如以前那么牢靠。维持相同的生活方式要比过去付出更多。
何以至此？经济结构变化及其与政策之间的失调，或是一个主要原因。
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进入了一个加速去工业化的进程。制造业占美国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7%下降到了2009年的11%。来自金融机构的资本只有15%左右用于为企业投资融资，而在20世纪初，银行会把大部分钱用来做这件事的。
在利润向高端汇聚的同时，资本开始放肆地向劳动力价格的洼地涌去，大量的工作机会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超级跨国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对美国就业的贡献也随之减小。它们通过垄断、技术提升、网络化等手段，不断压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金融寡头和大老板们也早就忘记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最大成就不是用流水线装配汽车，而是1914年他首次向工人支付8小时5美元的工资(当时普通美国工人每天工作9-10个小时，挣不到2.5美元)，由此改变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本世纪以来，“量化宽松”几乎成了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法宝，货币供给创纪录地增长，钱越来越多，而2009年起实施的7.25美元/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却维持至今，没有改变。
眼下，一半的美国人是月光族，9200万人没保险或保险不足，这一代年轻人背负的学生债务在过去十年间增加了102%。对于他们来说，上升的通道已经十分狭窄，如果还没有完全关闭的话。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说：“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为中产阶级提供了进步机会，但这个体系如今已经破败。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都存在一种感受，他们（因为失业）失去了用处。”
一个国家的发展如果不能使各个阶层广泛受益，而是使“富者恒富、穷者恒穷”，无论它是什么体制，什么主义，最终都会造成社会的断裂。
于是，美国梦变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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