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新秩序已呼啸而来
2021年4月29日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
2020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波及。疫情促使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更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全球化受到抑制，并可能会回归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际贸易投资形式，部分产业回流本国。当各国都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经济主权，全球化方向就会发生变化，即从之前的“超级全球化”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具体来看，这次疫情中，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具有最发达的医疗系统、公共卫生系统，但疫情发生后情况依然严峻和惨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转移，使得口罩、洗手液、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产业链大量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不仅缘于全国统一行动的政治制度优势，也因为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虽然刚开始医疗物资也曾出现短缺，但是随着产能快速提升，供应很快得以缓解，并且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向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质。因此，疫情之后，各国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安全考虑，都会更多地把经济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全球化将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像一些人认为的是“去中国化”？这个观点我并不同意。“去中国化”是指美国等国家将其在中国的企业强行迁回国内或者迁到越南、印度等其他国家。实际上，美国等国家主要把境外企业迁回本土，迁出的区域不仅包括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一些国家想投资分散化，即避免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这也是正常的经济考量。那些因为中国劳动力、土地和环保因素而迁到其他国家的企业更不能被视为是“去中国化”。不管如何，对供应链和产业链过度民族主义的解释无助于认识问题的本质和找到应付的有效方法。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的确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很多地方的企业复工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乃至消失，无法恢复正常生产；其二，疫情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迁出，将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让出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企业可以迅速占领。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有限的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来说也可以是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有限的全球化”下，尽管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陆续会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但这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不可能在一年半载完成，这些国家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业链迁回。就像我常说的“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即世界上存在分别以中国、美国为中心的两个巨大市场，美国市场和中国市场都不能放弃，产业关联情况则视具体情况而定。后疫情时代，各国仍然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政。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独善其身。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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