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证宏观】“滴滴”事件背后的大国数据博弈——大国数据博弈系列开篇-尊龙体育官网

近期，“滴滴出行”受到监管部门的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并通知应用商店下架其app进行整改。我们此前就强调过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的重要性，以“滴滴”事件为契机，将进一步探究大国博弈下的数据竞争，此为开篇。

并非“滴滴”事件才让我们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和其战略意义。2020年8月，我们在讨论美元寻锚的历史与未来之时，曾经提出“当今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石油成为核心生产要素”，进而将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战场（详参》）。在2021年度策略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的意义（详参《》）。从大国博弈的层面来看，数据战略意义在于：一方面要保护本国数据不轻易为他国获取；另一方面有些经济体或正试图获得他国数据为自身所用。从全球来看，很多看似与数据不相关的经济政策，可能其内核均是构建法制体系来保护/获取数据这一核心要素，这隐含国家安全和博弈的考量。

以美国为例，其很多披着“经济外衣”的政策，可能都有政治博弈考量：

• 对内看，美国或正借“反垄断”之名，开始加强对数据的监管。如果纯粹从商业角度来看美国反垄断监管，容易忽略互联网平台已形成“双重垄断”这一事实——表面是某一商业领域的垄断，背后实际上是对数据的垄断。作为大数据载体，形成垄断的互联网平台不仅危害行业自身的市场竞争，更可能带来隐私泄露、影响国家安全等非市场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近期开始，对于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实际是加强数据监管。

• 对外看，美国或正借“收紧对赴美上市企业监管”来获取更多信息。除了通过反垄断调查，美国自2020年以来也加紧了对赴美寻求融资企业的审核和管控（如《外国公司问责法》），需要警惕其将此作为获取财务、营业数据等信息的渠道。

外部压力上升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如“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基于数据要素扩大内循环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而如前所述，美国出台《外国公司问责法》等举措，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科技企业）海外融资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做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为中资企业回归铺平道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政策超预期。

近期，中央网信办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滴滴出行”受到监管部门的审查，停止新用户注册并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进行整改。

实际上，我们此前就多次强调过数据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性，“滴滴出行”这一事件让我们再度关注数据安全问题。我们以“滴滴”事件为契机，将进一步探究大国博弈下的数据竞争，此为开篇。

并非“滴滴”事件才让我们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和其战略意义。在2020年8月，我们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这篇文章尽管主要讨论了美元寻锚的历史进程和未来方向，但其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就是“当今时代，数据正在逐步取代石油成为核心生产要素”。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智能手机的兴起及普及，世间的行为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以数字化信息的形式被记录和保存，并且实现联动与共享，再通过对大量数字化信息的处理，即大数据处理，形成对行为趋势的认知，或借以判断人的喜好，服务于商业或者非商业用途。

在我们对数据是生产要素的认知这一大背景下，在2020年11月的报告中，我们在谈到国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这一部分时，特别强调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这一点，及其提升要素使用效率的作用，和对价值的重估。

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战略意义上升，保护/获取数据资源尤为关键。由于数据正在逐步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对生产生活活动，甚至人的思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从大国博弈的层面来看，首先如何保护本国的数据不轻易为他国所用，其次如何获得他国数据为自身所用，就尤为关键。可以说，数据不只是一个商业问题，更具有战略意义。从全球来看，不同经济体目前采用的方式表面来看五花八门，但核心都是在互联网数字社会“自上而下”构建法制体系来保护/获取数据这一核心要素，看似市场行为，实则隐含国家安全和大国博弈的考量。

对内来看，美国可能正在借“反垄断”之名，开始加强对数据的监管。大多数人看美国反垄断，只是从商业的角度去看，参考的是90年代的微软反垄断案，而忽略了互联网平台实际上形成的双重垄断——表面是某一个商业领域的垄断，背后实际上是对数据的垄断。互联网平台是大数据收集的载体，利用这些数据不仅危害行业本身的市场平等竞争，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隐私泄露、影响国家安全等非市场化的问题。因此，尽管拜登和特朗普在诸多观点上大相径庭，但是对于科技巨头反垄断的看法则较为一致。在特朗普执政的后期，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针对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四家互联网科技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于2020年7月29日举行了反垄断听证会。而拜登执政之后延续，甚至试图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

 对外来看，美国或也正借“收紧对赴美上市企业监管”来获取更多信息。除了通过反垄断调查，美国自2020年以来也加紧了对赴美寻求融资企业的审核和管控，需要警惕其将此作为获取财务、营业数据等信息的渠道。

2021年，《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正式生效。该法案对在美上市公司基本披露义务作了规定，要求向美国证监会（sec）披露该公司审计报告、发行者本国（即该公司设立国）政府机构持有的该公司股份比例、公司所聘会计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所在国政府机构是否对公司拥有控制权等信息。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外国发行人，将被迫从美国退市。

而根据pcaob的报告，截至2020年5月，全球225家因监管障碍而无法进行审计监察的美国上市公司，有213家来自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其余11家来自比利时。换言之，美国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给中国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境外融资增加了极大的摩擦成本，并且提升了中概股退市的风险。需要持续关注美国以自己的金融市场优势，来获取数据等关键要素的潜在风险。

统筹发展与安全，立足于数据等要素，扩大内循环。发达经济体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明显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进入转折点，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国际循环进一步弱化。“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需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另一方面，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我国在数据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外部压力上升背景下，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如前所述，美国出台《外国公司问责法》，给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以及相应产业（特别是科技产业）的发展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对于此前有计划在美上市或者已经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来说，如果因各种原因无法满足sec的信息披露要求，在美融资渠道将受阻。在此背景下，做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为中资企业回归铺平道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过去，中国企业选择赴海外上市的一大原因在于a股上市门槛较高，特别是对于民营和中小企业来说，很难满足上市要求。近年来，a股上市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科创板和创业板前后实现注册制，上市门槛有所“松绑”，上市标的不断增加。同时，a股市场也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关政策帮助境外上市企业回归。比如，2020年4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创新试点红筹企业在境内上市相关安排的公告》，降低境外上市红筹企业回归境内上市的门槛，确定存在vie架构的红筹企业在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前提下可回归a股。2020年6月，上交所对红筹企业在科创板上市作出了针对性安排等。对于境外上市的中资企业来说，回归a股上市的难度已经有所下降。

除回a股上市之外，在美上市企业也可以选择回归港股二次上市的方式——这可能比回归a股更加便捷。这是因为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可以将在美国交易所交易的adr（美国存托凭证）直接转换成港股流通股。由于联系汇率制度、不需要私有化等，原本持有美股的投资者基本可以直接转换为持有港股流通股，其中的时间、汇兑、资本流通风险均可控。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在美上市企业目前采用的回归方式。

综合来看，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数据资源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需要时刻关注外部各种披着“经济、市场”的外衣，整合和获取数据等核心资源的风险。在此格局下，中国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可能会面临境外融资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对于国内而言，做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为中资企业回归铺平道路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风险提示：地缘政治风险、政策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