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召开座谈会提出，将推进中小银行机构改革化险，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持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而中国银保监会今年上半年曾提出，支持市场化兼并重组，推动中小银行区域整合。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当前中小银行区域风险相对集中，应汲取历史经验，多模式探索，优化中小银行公司内部治理。以风险化解和补充资本金为契机，推动省内城商行并购重组，以省联社为主体推动农合机构整合，减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数量，使行业竞争适度。
中小银行缺乏核心竞争力
“中小银行构成我国高风险机构主体，且风险特征不同。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风险中小银行共302家，占高风险金融机构的9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刚对本报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长7.4%，各类银行中仅城商行利润出现负增长，下降4%。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69%，同比下降11个bp，仅城商行不良率出现反弹，同比上升2bp。农商行不良率居高不下，风险抵补能力不足。二季度末农商行不良率3.3%，同比虽下降2bp但占比偏高，压降难度大。同期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137%，大幅低于150%的安全区间。村镇银行规模不经济，化险高度依赖主发起行，一旦发起行自顾不暇，风险处置化解可能悬空。
究其原因，王刚认为，从外部冲击角度分析，市场竞争、信息技术和贷款技术的进步对银行结构和经营方式产生巨大影响，重塑了区域金融竞争格局。互联网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借助技术优势深度开发长尾客户，形成场景金融冲击。从中小银行自身看，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失灵长期存在。股东资源和相互制衡作用难以发挥效力，形成恶性循环。股权集中时易出现大股东控制，股权分散时小股东履职意愿和能力不足形成内部人控制：“三会一层”形似而实不至，成本高，缺乏专业人才，不能发挥治理作用；地方政府仍有不当干预，个别甚至作为“第二财政”；缺乏差异化监管，没有把握好效率边界。
王刚还表示，我国中小银行定位不准确，在承担大量政策性任务的同时，享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且跨类别兼并重组困难，并非追求盈利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商业银行，更像是信用创造和政策支持的特殊功能工具。困住中小银行良性发展的内在根源是新环境下实际能力与功能定位不相匹配。中小银行缺乏服务区域经济所需的核心竞争力。
中小银行应分类施策推动化险
对于如何推动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王刚表示，应汲取历史经验，既要警惕过度强调短期化险而在实践中演变成行政主导的运动式并购重组，也要避免再次陷入“为化解风险而改革——不断做大积累风险——需要再次改革来化解风险”的怪圈。应标本兼治，短期以机构网点整合为抓手，分类施策推动化险。中长期持续推进能力建设和治理改革，实现中小银行能力与功能定位的匹配。
王刚表示，首先，多模式探索，优化中小银行公司内部治理。规范股东行为，发挥股东积极作用。探索与中小银行性质相一致的股东权利义务模式，对股东资质可有特殊要求，可明确大股东或实控人在银行面临重大风险追加资本金的义务，鼓励积极股东行为，探索多种投票权模式，也可鼓励仅获得财务回报的优先股或消极股东。探索与股权结构相适应的多种治理模式。股权集中的可探索强化股东间制衡和内部监督机制，引入战略投资者适度分散股权。支持简约高效的公司治理，村镇银行可简化委员会及内设机构，或借助主发起行或外部专业机构。管好“一把手”，提升团队专业性和活力。
其次，推动形成监管与市场约束并重的中小银行公司外部治理。推行更有效的监管，构建公司治理预警指标，在操作层面统一各地监管标准，优化监管流程。完善公司登记系统，将股权管理系统与信贷等其他监管系统对接，提升监管部门公司治理监管的技术能力。条件成熟时适度增加县域监管力量。优化中小银行董事和高管构成，实现政府（财政思维）、监管（风险思维）和行业（业务思维）人员比例平衡。更好发挥外部约束作用，强化信息披露，尽快出台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法规，完善中小银行退市机制，给经理人现实的市场替换压力。
再次，合理确定中小银行性质，构建组织边界、能力体系和社会治理自洽的行业形态。适当拓宽中小银行组织边界。明确中小银行属于特殊功能机构，是持有“有限牌照”的“非营利”组织。以风险化解和补充资本金为契机，推动省内城商行并购重组，以省联社为主体推动农合机构整合，以多种共享方式提升村镇银行运行效率，减少中小银行法人机构数量，拓宽组织的区域边界，使行业竞争适度。重视行业能力建设和社会治理。夯实中小银行“面对面”服务特定区域，服务小微客群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联盟、协会、联社、平台，甚至控股和集团化等方式，搭建行业赋能和风险再分散平台。在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中小银行之间构建适宜的社会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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