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国家文物局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公布了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考古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发现1具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命名为“郧县人3号头骨”。
【注：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和1990年，该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110万年至80万年左右，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
600万年前，人类与古猿“分手”，开始在非洲出现，此后演化成直立人，并最终在30万年前演化成智人，到了1万年前时，智人在解剖学上，长得跟现在的你我一样。
目前，人类起源于非洲，在学术界早有共识。但智人的起源地却有“晚近非洲起源说”和“多地区演化说”两种假说，这其中涉及到直立人的迁徙与演化。
首先要厘清，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智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许多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吴新智院士就曾指出，许多人把人类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混淆了，以致产生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
吴新智说：“现代人起源，就是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的由来，人类起源指的是古猿在何时何地变成人。所以，现代人起源指的时间比较近，人类起源的时间久远得多。”简单说，人类的起源，涉及最早期的人族成员到直立人的那段演化历史（约600万年到200万年前），好比是人类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但现代人的起源，只涉及人类在过去约30万年的演化史，等于人类的现代史。
吴新智院士（1928年6月2日—2021年12月4日）。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具体来说，人类跟黑猩猩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在600万年前，两者慢慢分离。接着，人类又经历了一个从“像猿”变成“像人”的过程，也就是如何从这些长得比较“像猿”的物种，逐渐演化成图尔卡纳男孩那种比较“像人”的直立人。
【编者注：“阿尔迪”是迄今已知最古老原始人，生活在距今440万年以前，其骨骼化石于1992年被发现。“露西”的化石则在1973年被发现，当时被认为是最早的直立人，生活在距今320万年前。她们两者的化石，都是在埃塞俄比亚出土的。“图尔卡纳男孩”骨骼化石于1984年在肯尼亚北部图尔卡纳湖西岸被发现，除了脚部和某些部位缺失，这具距今约160万年的化石堪称史前人类最完整的骨架。】
2022年5月16日，有游客在内罗毕国家博物馆参观“镇馆之宝”——“图尔卡纳男孩”。图源：新华社
这是一个物种形成和早期演化的问题。吴新智表示：“根据现有证据，比200多万年更早的人类化石在非洲以外没有被发现过，所以我们现在的共识是人类起源于非洲。”
直立人一般也说是在非洲形成，从南猿演化而来，这点也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现代人的起源”。
换句话说，直立人离开非洲后，最后可能在欧洲演化出欧洲起源的智人，在中国演化出中国起源的智人，以至于智人的身世不明，可能有好几个诞生地，不容易断定。
目前，我们比较确定的是，那些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30万年前演化成智人。最新的证据，是在北非摩洛哥伊古德山（jebel irhoud）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其研究报告在2017年发表。
摩洛哥伊古德山出土的一个智人下颌骨及牙齿。左图为侧视图，右图为咬合面。图源：古人类学家jean-jacqueshublin
至于那些离开非洲，移居到欧洲、中亚和中国等地的直立人，也极可能在大约30万到20万年前，纷纷演化成智人。这样一来，智人的起源地，就可能有好几个——最确定是在非洲，但中东、亚欧大陆和中国等地，都有可能也曾演化出“本土”的智人种。
于是，智人的起源便有了两派不同的假说。
一派叫“晚近非洲起源说”（recent african origin，又称“替代假说”“晚近单一起源假说”和“夏娃说”）。所谓“晚近”，指大约6万年前，跟直立人在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远古期”相对。
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他的论点是，留在非洲的直立人，在大约60万年前，衍生出一个新物种——海德堡人。约40万年前，有一部分海德堡人离开非洲，并分化成两个支系：一支进入中东和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另一支走向亚欧大陆的东部，成为丹尼索瓦人，散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和东亚等地。
留在非洲的海德堡人，最后在大约30万年前，又演化成早期的智人。然后，在6万年前，这种智人有一部分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他们凭借更高超的智慧和更精良的武器，把原本住在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落后”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型人类，以及中国的过渡类型人族物种完全消灭，取而代之，形成今天的欧洲人、东亚人和中国人等。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家斯特林格，手持1万年前的切达人头骨。图源：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由此看来，这一派认为，直立人（或其后裔海德堡人）走出非洲后，顶多只在欧洲等地衍生出尼安德特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在中国衍生出郧县人和大荔人等过渡物种，但不曾演化出智人。今天全世界的智人，不是源自亚欧大陆各地演化而成的本土智人种，而是完全源自非洲的智人种。
过去半个世纪，欧美学者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一假说，使它成了学界主流。但近年来，基因组研究盛行以后，特别是现代人被发现都带有尼人或丹尼索瓦人的少量基因后，此说略有一些“动摇”。
另一派叫“多地区演化说”（multiregional evolution）。其主要论点是，如今分布在亚欧大陆等地的智人，是在当地演化而成的“原住民”，其远祖是20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直立人。这些直立人来到中东、亚欧大陆、中国等地后，就在当地繁衍，先演化成尼人等古老型人类，或其他过渡类型物种，最后再演化成智人，并且跟那批非洲起源的智人有过基因交流，而不是被他们完全取代。
此派的中坚代表是中国的吴新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沃尔波夫（milford wolpoff）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桑恩（alan thorne）。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人联合提出了这个假说。
表面上看来，沃尔波夫好像不属于美国古人类学界的主流，但其实他的“辈分”很高。至今为止，他在密歇根大学培养出21位博士，其中2人更是古人类学界的顶尖人物：一是青出于蓝的怀特（阿尔迪的发现者），二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知名的古人类学家霍克斯。
这两派的关键区别，在欧美学者看待中国出土的智人化石时最为明显。
例如，2015年10月，湖南道县福岩洞出土的47颗牙齿化石的研究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时，标题叫《华南最早无可疑的现代人》。这篇论文的联名作者多达14位，但通讯作者（也就是最主要的责任作者联系人）有三位：两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刘武和吴秀杰，另一位是当时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任教的西班牙籍女学者托里斯（maría martinón-torres，古人类牙齿专家）。
论文的结论是：道县人牙化石的年代，根据研究团队所做的严谨地质学测年，为12万到8万年前，其形态跟今天现代人的牙齿一致，所以说是“无可疑的现代人”。
道县人的牙齿化石。图源：邢松、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然而，按照晚近非洲起源说，智人是在6万年前才走出非洲的，欧洲要到4.5万年前，才有智人（2019年7月，《自然》杂志发表一篇研究报告，宣称智人在21万年前已来到欧洲希腊，但证据薄弱，尚有争议）。复旦大学遗传学家金力的研究团队，根据中国人y染色体分析所做的一系列论文，也认为非洲的智人是在6万到1.8万年前抵达中国，并完全取代原住民。那么，华南怎么可能早在12万到8万年前，就有“无可疑的现代人（智人）”？
这些道县人牙的主人，看来不可能是非洲来的智人移民。那他们又是怎样在中国出现的？难道他们正如吴新智等支持多地区演化说的学者所说，是在中国本土演化成功的“原住民”？
然而，这篇英文论文没有提到多地区演化说，甚至完全没有讨论这些道县智人既然在华南被发现，是否有可能在中国本土演化。论文骨子里仍然坚持晚近非洲起源说。
面对这个12万到8万年前的测年，论文只好尝试“改写”非洲智人移民离开非洲的时间。它所能提出的唯一解释是，这些道县智人可能早在6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而且走的是一条“南方路线”，不经由以色列北上高加索的近东路线，而是从阿拉伯半岛南下，沿着红海海岸线到印度，再走到华南。
论文的通讯作者之一、英方的托里斯在接受《自然》杂志记者的“播客”录音访问（podcast）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
英国埃斯特大学考古系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上评论这篇论文时，也完全采取晚近非洲起源说，认为道县人的牙齿化石“跟欧洲上新世和现代人的牙齿相似，意味着其来源是‘非洲’移民，而不是直立人在当地演化的结果”。面对这些8万多年前的化石，他也跟托里斯一样，说智人走出非洲的时间需要被“改写”，可能要提前到12万到8万年前。
同时，邓尼尔推论，这些非洲智人移民在华南出现的时间，竟比他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约4.5万年前）还要早好几万年，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欧洲当时被尼安德特人占据，非洲智人无法移居；二是欧洲正处于冰期，天气酷寒，从热带非洲来的智人无法适应，只好向比较温暖的东方和亚洲南部迁移，以至于他们在华南出现的时间，要比他们到达欧洲和华北的时间早好几万年。
不过，吴新智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反驳：“这显然是固执夏娃假说，欠缺说服力的。”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列举了中国近年来发现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遗址，力证中国在10万到5万年前有人居住，驳斥非洲起源论者和遗传学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因为受地球冰期影响，没有人类居住，有“断层”这一说法。道县人牙化石可证智人也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未必是非洲智人的移民。
道县人牙化石是在中国出土的，由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以及英国和多位其他外国专家合作研究。中国的古人类学科研人员一向主张多地区演化说，在中文论文中也如此申论，但在这篇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英文论文中，完全见不到任何多地区演化说的论点，只有晚近非洲起源说的假设。看来中国和英方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近年在欧美发表的一些论文里，也开始见到比较多的多地区演化说。
例如，2017年10月，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与机械大学的希拉·阿特雷亚（sheela athreya）和吴新智联名发表的英文论文，对山西大荔人做了更全面的最新分析，提出了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
大荔人头骨和摩洛哥伊古德山发现的智人头骨很相似，都有类似智人的面部，但大荔人头骨看上去更原始。
左图为大荔人头骨（吴新智／中国科学院），右图为重塑的摩洛哥智人头骨（philipp gunz/cc 2.0）
摩洛哥智人头骨在非洲出土，证实智人起源于非洲。但阿特雷亚认为，大荔人头骨显示，智人的起源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她提出两个观点：
一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非洲智人与亚欧大陆智人没有完全隔绝，少数人的迁移带来了基因的交流，这使得31.5万年前的摩洛哥智人的遗传特征，出现在25万年前的大荔人头骨上。
二是基因的流动也有可能是多方向的，欧洲、非洲显现的一些特征，也有可能来自亚洲，即非洲智人的某些遗传特征，或许来源于东亚直立人，后来被带入非洲。
换句话说，这不再是晚近非洲起源说了，反而是智人“出自亚洲说”——在东亚演化出来的智人特征，也有可能传入非洲，影响到非洲智人的演化。
此文发表在老牌的《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这显示，只要证据充分，多地区演化说也可以获得欧美主流期刊的认同。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在广西崇左智人洞，发现两个臼齿和一个下颌骨前段。2010年，其研究报告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由中国科学院刘武的研究团队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古人类学家特林浩斯（erik trinkaus）及其他合作者完成。
在广西崇左木榄山智人洞发现的人类化石，被称为崇左人化石。（a下颌骨前面；b下颌骨左侧面；c下颌骨上面；d下颌联合中部激光扫描断面；e、f两枚牙齿的颊侧面和近中面）图源：刘武、金昌柱|中国科学院
化石测年约为11万年前。崇左人属于正在形成中的智人，处于古老型智人与现代人演化的过渡阶段，可能是东亚最早的智人之一，比之前已知生活在东亚的最早智人（距今大约4万年，2002年发现于周口店的田园洞人），提前了约6万年。
这篇英文论文提到，中国出现这么早的智人化石，显示它亦有可能是本土“独立起源”（independent emergence）的结果。论文的中文版进一步说：“此人类化石具有的古老和现代特征并存的镶嵌混合特点，提示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演化连续性。此外，早期现代人很可能与古老型智人在亚欧大陆地区并存了数万年。”
然而，英国的邓尼尔在《自然》杂志评论这篇论文的英文版时，一开始就假定（没有提出证据）：崇左人是出自非洲的智人。所以，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出自非洲的崇左智人，怎么会这么早抵达华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物种，也没有去探讨这种可能性，就先假定崇左人来自非洲。
既然智人可以在非洲从直立人（或直立人的后代海德堡人）演化而来，那么直立人在170万年前来到亚欧大陆后，为什么就不能演化为智人呢？除了极少数例外，欧美学者几乎“习惯性”地把中国出土的所有智人化石都说成是“非洲移民”，从不考虑他们是否可能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原住民。
欧美学者之所以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因为基因证据，也就是1987年三位美国遗传学家所提出的“夏娃说”——目前世界上所有活人的母系线粒体基因（mtdna），都可追溯到20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位女性。
夏娃说问世超过了30年，近年的基因组研究突飞猛进，但夏娃说没有新的研究突破，没有再提出新的证据，且受到不少质疑，特别是受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遗传学家坦普莱顿的挑战——他认为人类一次又一次走出非洲，并非“取代”非洲以外的人，而是“杂交”。
以往所说的“基因证据”，只是从现代活人身上取得线粒体mtdna和y染色体来研究，包括复旦大学金力团队所做的一系列y染色体研究。然而，从2010年起，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团队所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显示，我们不但可以从活人身上取得基因组证据（范围比mtdna和y染色体更全面），而且能从数万年前死人的化石中采集到古dna基因组样本，可以为死去的尼安德特人做完整的基因组测序，从而可以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且遗传到尼人的少量基因。
这样得到的古人基因组证据，可以拿来跟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从而更精确地掌握他们的遗传关系。这要比以往单单从活人那里取得基因变异等少数几个数据，来追踪智人在过去数万年的迁移历史和祖先历史更全面，更能解决智人的起源和遗传关系等问题。
例如，2017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和德国帕玻实验室组成的一个中德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刊上发表论文，称他们从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出土的距今约4万年前的一名男性遗骸化石中，成功提取了全基因组。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古人的基因组数据，而且是整个东亚目前最古老的人类基因组数据。
北京房山区田园洞。图源：同号文|中国科学院
田园洞人骨架。图源：高星|中国科学院
经过基因组比对，论文证实田园洞人属于古东亚人，但他并非现代东亚人的直接祖先，而是现今东亚人和某些南美洲人的远亲。团队同时发现，田园洞人跟比利时果越洞穴（goyet caves）出土的一个3.5万年前欧洲人的化石有遗传关系。不过，田园洞人已和欧洲人分离，在基因上，他比较接近今天或过去的东亚人，多过于今天或过去的欧洲人。
令人意外的是，田园洞人跟南美洲的亚马孙人也有遗传关系，有基因上的类似。这揭示了东亚早期人群组成十分复杂。
付巧妹团队的这项研究显示，把古人类化石中的基因组拿来和现代活人的基因组做比对，可以得知两者之间更精确的遗传关系，好比做亲子鉴定那样。这要比从前单单用活人来探讨智人的起源时，古今基因组的比对，无疑是一大新的研究利器。
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说靠的主要是一系列丰富的化石证据，如许昌人、大荔人、崇左人、道县人等。近年来，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越来越多，其研究报告也多能在西方顶级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上发表，例如2017年河南的许昌人研究。
这篇报告认为，许昌人的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古老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近年来新出土的化石也显示，智人的起源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要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复杂，恐怕不是单纯的晚近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演化说所能解释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才行。
许昌人的头骨化石。图源：吴秀杰|中国科学院
中国近年出土化石的测年也做得比从前更精细，引起欧美学界更多的关注，也为多地区演化说带来较多的认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的化石证据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演化史。欧美学者以往一向偏重非洲和欧洲出土的化石，不熟悉中国的化石，难免多从西方观点来看人类的演化。
现在，情况慢慢有了改变。例如，帕玻对《当代生物学》的一个特约采访作者说：“如果我们要探讨古代人口和化石之间的遗传关系，我绝对相信，中国是个最有趣的地区之一。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已成立一个最先进的古dna实验室。我们有幸可以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
多地区演化说另一项有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现的石器。
在非洲和欧洲，石器的模式有一个演进的历程。250万年前，非洲人族成员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但到了约10万年前，非洲智人所使用的石器已演进到第三模式石器，也就是比较精美的莫斯特（mousterian）型。如果非洲智人曾经移居中国，他们应当也会把这种第三模式石器带到中国。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器，都属于最原始的第一模式石器，显示在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从170万年前起，一直到1万年前，都在使用这种简单又好用的石器。
河北泥河湾出土的一些石器，属于最原始的奥杜威第一模式。图源：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他说：“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原住民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这也表明，中国的直立人到智人，其演化是有连续性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
就中国的特殊情况，吴新智又对多地区演化说略有修正，称之为“连续进化（演化）附带杂交”。意思是，非洲直立人在100多万年前来到中国后，就在中国本土繁衍，连续演化，未曾离开或灭绝，最后演化为智人和今天的中国人。
在过去数十万年的连续演化期间，他们曾经和其他地区演化的智人有过交配，“比如说跟欧洲、东南亚的还有混杂、杂交，就是基因的交流”。这种基因交流，导致中国出土的某些化石也具有欧洲人的一些特征。不过，吴新智认为，这种基因交流是“附带”的、“次要”的、少量的，中国人主要还是在本土连续演化中形成的。
吴新智举了一个“形态上的证据”：“比如说眼眶，中国大部分人类化石的眼眶都是长方形的，而这个［用手指着（广东韶关）马坝人头骨的眼眶］明显是圆形的，这是广东地区的，中国化石除了这一个圆形眼眶以外再没有别的头骨是这样的了。他这个眼眶是圆形的，肯定是基因决定的，他这个基因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找不到根源。而在欧洲，这个圆形眼眶就比较多了，当然也不全是。如果我们推想这个圆形眼眶基因是从欧洲过来的，可能就是比较合理的。”
左图为马坝人头骨的圆形眼眶，右图为马坝人头骨的侧面（左）和正面（右）绘图，显示其圆形眼眶及其他特征。图源：吴新智
2010年，德国马普演化人类学研究所帕玻的研究团队，成功为尼安德特人的古基因组完成测序后，证明智人曾经和尼人交配过，以至于现代人的基因都带有1%~3%的尼人基因。这项发现改写了智人的演化史，也导致非洲起源说的全面取代论不得不被改写，成了帕玻所说的“有遗漏的取代”（leaky replacement）。
沃尔波夫的学生史密斯（fred h.smith）曾经提出一种“同化说”（assimilation model）：智人大部分出自非洲，但他们在走出非洲时，曾经跟沿途所经之处的当地人交配，以至于现代活人的基因组里，有大约10%来自这些古老型人类。“同化说”从前一向被忽略，但自从2010年帕玻的研究证实智人跟尼人有过基因交流后，它又开始受到重视。
有关智人起源问题的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已超过30年。未来最有希望的解决之道，要看科研人员是否可以从世界各地出土的化石中提取更多的古人类基因组，来做深入的比对研究，以探讨各化石之间的基因遗传关系，避免化石形态学上的争论。
2018年4月，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教授赖克（david reich）出版了一本著作《尊龙体育官网 是谁，从哪里走到这里——古基因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新科学》，主要内容涉及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的基因交流和影响。他在书中称这些成果为“古基因革命”（ancient dna revolution）。这场“革命”让我们见识到，各个人类物种之间的遗传和演化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远比化石形态学研究所揭示的复杂。
到了2010年，有关智人起源的争论，似乎又有了消解的迹象。这一年，两派的代表人物——都已经60多岁的斯特林格和沃尔波夫，终于可以在一个有关尼安德特人的会议上喝啤酒、聊天。据《科学》期刊记者吉本斯报道，两人的论点虽然仍泾渭分明，但也有些趋合了。斯特林格说：“我们现在可以相处得来，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觉得，我们都被证明是对的。”
有趣的是，在中国，这两派的争论也有了和解的征兆。2013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上海人类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人类学学会会长、遗传学家金力教授，为自己的“学术对手”吴新智颁发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以表彰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金力和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发表多篇论文，主张“y染色体遗传学证据，支持现代中国人起源于非洲”，跟吴新智的多地区演化说对立。但金力在给吴新智颁奖时说：“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争论中推进的，不同观点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恰好有利于探索科学奥秘和真相。”
韩裔美国籍古人类学家李相僖在她的科普书《想太多的人类学家》（close encounters with the humankind）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学界内部“私语”：现代人起源的两种假说，其实还被“政治化”，牵涉种族和殖民主义等问题。比如，有些学者会认为，那些主张晚近非洲起源说的欧美学者，恐怕有一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倾向，因为晚近非洲起源说隐含着一种“血洗全球”（worldwide bloodbath）的意味——非洲起源的智人走出非洲后，便把世界上其他地区比较“低劣”物种的人类“完全灭绝”，完全取代，没有杂交。这样的论点不免带点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及殖民主义的自大。相比之下，多地区演化说没有这样的殖民主义色彩，看起来比较顺其自然，实际上也可能比较符合人类演化的历史事实。
按照智人起源的两种不同学说，我们可以描绘在中国土地上曾经可能出现过的两种不同场景。
从多地区演化说的观点看，特别是从吴新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视角看，非洲起源的直立人，在大约170万年前来到云南的元谋，甚至到过北纬40度以北寒冷的河北泥河湾等地。然后，他们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未灭绝，以至于他们在大约100万到10万年前，衍生出各种古老型人类或“过渡类型”人类，如郧县人（90万年前）、周口店直立人（约78万年前）、大荔人（约25万年前），然后又在大约10万年前，演化出现代的智人，如广西崇左人（11万年前）、湖南道县人（12万到8万年前）。
到6万年前左右，这些在中国连续演化而成的智人，已经长得跟现代中国人没有什么差别了。6万年前，非洲起源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也开始抵达中国，其中有一部分可能跟中国本土起源的原住民有过基因交流。这三者（原住民、非洲或欧洲起源的智人，以及三者杂交）的后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
此派的学者根据晚近非洲起源说推测，170万年前抵达中国的非洲直立人及其后代，在第四纪冰期的10万到5万年前这一时期“难以存活”，甚至有了“断层”。也就是说，这些直立人灭绝了，中国当时没有人类居住。
金力研究团队在2000年那篇论文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认为随着冰期逐渐消亡，非洲起源的现代人约在6万年前从南方进入东亚，在以后的数万年中逐渐向北迁移，遍及中国大陆，北及西伯利亚。大约在8500年前，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后，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华文明开始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萌芽。”
仰韶文化的创造者，如果不是这些在6万年前来自非洲的智人移民，就是在中国本土演化的智人。
当年我上大学时初读《中国文明史》，如果知道这些中国文明最早创造者的身份原来就是人类演化史上的智人，我想我就不会那么迷惑了。中国文明史原来不是“突然”在黄河流域“冒”出来的，而是前面有一大段被忽略的人类演化史。如果能够交代前面这段历史，把中国人的演化史和文明史衔接起来，那么我们就更能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从周口店直立人、广西崇左等智人的阶段，逐步进入文明史的领域的。最早期的仰韶文化创造者，也不再是血肉模糊的、“没有脸的人”，而是在解剖学上，在身体结构上，长得跟我们今人一模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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