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改写互联网游戏规则 专家认为：平台互联互通大势所趋但要避免一刀切-尊龙体育官网

2021年，无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实质性启幕之年”。

从2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到8月17日市场监管总局就《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再到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公布……为互联网的公平竞争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红绿灯”的努力显而易见。

在互联网反垄断相关制度完善的同时，实操环节的互联网反垄断也在“动真格”，包括腾讯、美团、阿里等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均接受了反垄断监管机构的立案调查或处罚。

“有形的手开始发力，互联网的游戏规则要变了。”业内有人感喟道。中文互联网的发展规则确实有可能被改写，但推进之路并不容易，要涉及监管方式、尺度拿捏、技术难题等诸多挑战。互联网反垄断究竟反的是什么，它将给互联网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在规范和发展中走出一条最合适我们自己的互联网反垄断之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就这些社会关注的话题采访了多位专家。

薛军：近一年来，国家通过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的案件的处罚，和进行经营性集中未按规定申报在内的常规案件的执法，让企业和公众明白反垄断合规的重要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推进反垄断，并不是要去反所谓的头部企业，而是要恢复有效的市场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垄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危害了市场上有效竞争的展开。反垄断的目标，则是要推动创新，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中小企业在市场上有平等的、有效的机会来参与市场竞争。

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进行深入、全面、系统的效率评估。从长远来看，要分析它是否有利于市场活力的培育、消费者福利的增进，以及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而不是单纯依靠静态评估，以为只要竞争行为让竞争对手受损了，好像就是不正当的。公平竞争执法不是保护固有利益，而是要保护竞争秩序，保证有效竞争的存在和可持续性。

许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大并不是原罪，大是规模经济。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能降低成本，规模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展现就是网络效应。

反垄断实际上有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份额判定，而较高的市场份额就其本身而言是中性的；二是判定有无从事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行为；三是企业抗辩与针对垄断的合理性分析，要看其对行业相关方、消费者效用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这三个层次的判定缺一不可。而目前，不少人还主要停留在前两个层次进行判断。

李三希：反垄断的本质并非反对某家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主要还是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

陈永伟：从经济学角度看，企业更“大”是能够产生规模经济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抑制竞争。反垄断反的，主要是企业“大”了之后变“坏”，从而抑制竞争的这一面。

李三希：互联互通的指向是比较宽的，既包括数据可携带权，还包括软件可操作性的互联互通。从总体上来说，它还是要去解决反垄断里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之间的冲突，要进行权衡。

从事后的角度而言，当然是希望所有的互联网平台都互联互通，但是它一定会涉及到事前激励的问题。不然没有企业愿意花费心力建设自己的平台，所以需要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于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应该给予更加审慎的利弊分析。

许可：在互联网反垄断中，要避免对必需设施的轻易认定。必需设施是工业经济时代上下游市场的一个关系概念，也就是企业如果占据上游，对下游市场产生控制能力，无法让下游市场企业与其进行公平竞争，那么其有可能被定义为必需设施。如果其他企业离开了这一必需设施，其市场竞争能力会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定义需要慎重。比如即时通信市场的确更高频一些，但其与社交媒体和信息分发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上下游关系，即时通信领域的成功也不意味着社交媒体和信息分发领域必然成功，因为用户注意力市场是很难被垄断的，而企业随时可以在移动应用商店建立自己的app。

薛军：我认为，平台开放不应仅仅局限于巨头之间，而是应该更多向中小企业开放。平台作为市场主体，享有一定的基于自己的商业模式的考虑设置自己开放条件的权利，这些应该是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一个范围，其应遵循有利于市场活力的培育、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和行业技术的创新这三点要求。国家要求企业进行平台全面开放，可能也要基于审慎的政策效果的评估。

尤其要注意平台开放与强化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而后者就是要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行为的激励机制。如果市场不对通过有效竞争获得的这种优势地位进行保护，允许别人来“搭便车”，那么企业创新的动力就会减弱。

陈永伟：所谓的互联互通本质上是一个平台开放的问题。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平台开放和封闭都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因此互联互通一定要权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平台之间进行互联互通，其实性质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有些平台在功能上本身是互补的，它们之间不愿意互通，可能只是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导致它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对于这类问题，有关部门介入协调一下，让它们实现互通，无疑会提升社会的效率。

而另一些平台则是提供同质产品，且具有相互替代关系的。这类平台之间的互通，不仅平台本身可能不愿意，而且即使互通了，也只会产生零和博弈的后果，对社会福利未必有正面的效应。对于这类情况，除非其中的某一方是具有必需设施性质，一般不应强行要求它们互通。总而言之，互联互通是好事，但也不能一刀切、一蹴而就，而应该实事求是，让能够互通的、容易互通的先通起来。

薛军：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利用人口红利和基础设施优势，获得了较强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不过从真正的核心技术来讲，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世界未来必然是互联互通的。举例来说，阿里如果将来搞不好，亚马逊就会来做我们的生意。所以中央强调，对于平台企业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监管规范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要去引领全球技术创新，承担未来大国信息技术革命竞争中的发展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不只是做点扶贫救灾之类的社会公益项目，而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加速技术研发与科学进步。

许可：中国移动互联网是超级app主导，彼此之间是超越自己细分领域的生态竞争。这种生态竞争的激烈性与活力性，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是有好处的，不仅消费者从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市场机制发挥得也较为充分，而且产品在商业模式领域都是世界级的。不过，尽管中国的超级app可以满足客户的多层次需求，但是它的问题在于流量至上，把争夺用户当成主要发展方向，可能会造成恶性竞争，因此需要进行规制。

李三希：构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关键在于创新。近段时间国家的政策重心，就是要规范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的行为，让企业能够更加聚焦创新，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过往中国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创新，离不开国家电信、物流等基础设施的搭建和相关优惠政策，未来可以采取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或摊销等经济手段，逐步缩小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资本回报率差距，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进一步面向国家的“卡脖子”领域加强技术研发，实现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