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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5 20:25
当下发生的太多太多事情，让我们感到愤怒、悲伤和不忿。更让人无力的是，想张口说些什么，千言万语却只能用无法解释的“魔幻”二字结束。
固然可以感叹一句“世风时下，人心不古”，但在这个普遍缺少归属感的时代，我们走向何方？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一旦跳出个人生活，去关注身边人，我们会发现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正在下沉：多元、混乱、难以信任。
从启蒙时代到今天，人类在这三百多年之中，逐渐发展的成绩，论生产的能力，和生活的舒适程度，都远远超越了过去千、万年加起来的总和。人类因此自信，也因此骄傲。三百多年的发展，却让我们今天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一个方向，人走得愈远、愈快，大多数个别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再得到保障。人有自由，却不再平等；人有了安全，却不再有慰籍。人在伊甸园外，是不是只剩下额头流汗的机会？这茫茫大地，是不是终于只属于那些人上人的“高级人”？而“低级人”的命运，只不过是散漫的工具？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思考的大问题。这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在继续不断改变，我们是不是就让惯性作用，继续进行？还是，我们可以加一些匡正？带回人的价值、带回社会意义？
今天与读者诸君分享一篇许倬云先生的文章，或许它并不能解决当下的全部问题。但许倬云先生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放弃对某些价值的坚持，“只有我们自己能救自己”。
文 | 许倬云
来源 | 《许倬云问学记》
16世纪初，欧洲的商业化便已相当显著，也因为商业化才有了资本主义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向世界各地的开拓。中世纪天主教会长期统治欧洲，但始终有一股世俗的力量不愿向教会低头，这一世俗力量存在于城市、工商业社会以及当时的教育机构（现在大学的前身），形成世俗对抗神圣的斗争。当资本主义兴起，世俗化的工商业社会便压倒神圣性的社会，造成近代价值观显著的转变。
但入世之中对特定价值观的尊敬仍视同神圣，虽然在中国无神圣与世俗对立的情形，但当近代欧洲文化（特别是西方教育思想）传入后，中国文化也同样面对这股世俗化的强势力量而产生重大的改变。这一世俗文化能摧毁教会的神圣性，亦能摧毁世界各地原有文化的神圣性。尤其近代结合工业与科技的发展，“过更舒适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大诱惑，重视物质生活与享受、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也就弥漫全球，赚钱的动机举世皆然。然而欧洲在资本主义初期，赚钱的动机与宗教的神圣性仍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如加尔文教派信仰者，为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挑选之人，故在现世生活中必须有所表现，赚钱只是为了表示自己能够成功；加尔文教派信仰者大多勤奋简朴，且其所得均能回馈社会。简言之，市场经济带来的世俗化使人类原本舍命防卫的价值观失去意义，“神圣”也就为“现实”所取代了。
“都市”自古即有（如雅典、罗马等大城），然而古今都市最大的差别在于现代都市的流动性很强。以中国汉唐时期的长安为例，都市依街道隔成方块的单位（现在仍可自日本地址上的“町”、“丁目”等名称一窥当年唐朝城市规划的形貌），人的居住区域与职业密切相关，而且非常固定，流动性不大，这个现象在东西方大城皆然。
到了中世纪，都市人口的流动性便显著增加，至近代愈甚。18世纪资本主义高涨，连职业也不再固定，工业生产的机械化使货品与财富均快速流动，而人口也随着公司行号的设立与工厂的兴衰移入又移出。居处不固定的结果，造成现今公寓中的邻居彼此不相识；而都会交通运输的大量吞吐，人群拥挤且陌生，形成社会学家口中的“寂寞的人群”。小区结构离散，缺乏嘘寒问暖、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人也失去心灵上的依归。由于个人的失落，也就不再问：“究竟为什么过日子？”“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只晓得朝九晚五、上班下班；一旦空闲了、病了、老了的时候，人际疏离与价值观失落的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这就是现代都市人的通病。
这里所说的“科学主义”是科技文明当中的一种现象，而非科技文明本身。“科学主义”乃指对科学近乎盲目的信仰，以为科学绝对可靠、前途无量，科学代表无穷的进步，不容怀疑且可解决一切问题。此困境的发生可溯及法国启蒙运动开展，亦即近代科学起步之时（如：巴斯德对细菌的研究、太阳系理论代替地球中心的宇宙观）。这种科学主义的思潮认为人类的知识是确定、不变的，因而开始编纂百科全书以为后世指南，又称为百科全书运动。这种观念随着西方的扩张，推及全世界（如我国五四运动中高举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其中的“赛先生”指的便是科学）。事实上，真正的科学家是不会压制宗教的，如牛顿便有深厚的宗教情怀，爱因斯坦亦始终对自然存有崇敬之心。但是一般迷信科学的人却排除宗教。我们不否认有些宗教确实带有迷信，但宗教不等于迷信，迷信也不等于宗教。然而在五四运动提倡的破除迷信，却将宗教与迷信画上等号，此一误解影响至今。这股科学主义压制宗教的力量可谓十分强大。世界化的文化多元性排挤了过去单一文化体系中“视所当然”的坚信过去的人是生在、长在、老在、死在一个小区里、一个文化体系里，因此所接受的是单一的信念，不会产生怀疑。但是当两种文化体系的人开始接触之后，冲突矛盾也随之产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文化的交流更是频繁。现在的人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不再相信母亲告诉自己的格言或信念，对本身所处文化体系的价值观也就产生许多的质疑。我们要理解人与大自然以及大自然和宇宙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网络。人体内的各个器官、组织等连成一个小网，彼此勾连；这个小网是完足的，但是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依赖的。扩而大之，人与自然也是互相依赖的。没有自然环境的资源，人无法生存；同样的，没有人，四周环境的存在也失去意义。延伸至太阳系乃至宇宙都是如此层层叠叠的网络。
正如混沌理论中提到，在巴西雨林中的蝴蝶一拍动翅膀，即可影响远在太平洋彼岸台风的形成。又如人类发明ddt以灭蚊，连带伤害了其他昆虫导致鸟类缺乏食物来源，影响了整个食物链结构与生态系统。因此人和周围的社会、自然环境甚至宇宙系统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明白这种天人、人我之间层叠依存的观念之后，人也就不再感到孤独了。
重新检视“科学主义”以及科学的客观性，正视主观，正视“心灵”所谓重新检视，就是还给科学家所理解的科学原貌，而非一般印象中的“赛先生”。在《纽约时报》科学专栏里有一篇讨论“大爆炸”的文章。“大爆炸”理论说明宇宙原是由一肉眼所看不见的、极为微小的质点爆炸扩散所形成（目前这种扩散依然以高速持续进行中），此说为现今多数天文物理学家所接受。文章中指出：大爆炸出现后，宇宙沿着爆炸的向量不断地向外扩张，其扩散呈现一定的模式；爆炸之后，“能”与“质”是不断互相转换的。根据上述两点，似乎证明宇宙的发展都是可知且可测的。但是本文作者提出一项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可知可测的模式是如何决定的？如果是人类想出来的，那么是否表示人类的思想早于大爆炸之前即已存在？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回到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在先天之前有“道”；“有”之前为“无”，“无”之前则有“道”。可见一位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在探讨问题时都会遇到哲学问题，而这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出发点。通过这种哲学思考，人们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也就不会粗暴、轻蔑，面对自然与宇宙时也会谦卑得多。
在快速进展的社会中，人们几乎找不到时间定下心来，或是回头看看。想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为这个世界、为四周环境也为自我找分安宁？这与上面的两个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做却不去做的。发展潜力，成全自己，也成全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全自己包括不毁损自己，并将禀赋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同时还能去成全别人。而成全别人则是佛教所说的“度人”、基督教里的“爱人”，也是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推己及人的道理。重建人群的互动，使个人不再是lonely crowd中疏离的孤独者如果能做到第一点，那么这一项就很容易达成。也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人与人相处时彼此多一分尊敬，多管一点闲事，主动多付出一点，自己也就不会感到孤独。这一点是上面两项的基本原则。人与人总有基本的互信，以此推而广之，将心比心，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逐步建立诚信相待的相处模式。能做到这三点，在人类社会系统中也就不会感到孤独，不再无所依靠，心灵也可以获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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