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11月21日下午，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九期“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发布会在国发院承泽园与线上同步举行。论坛由北京大学和《柳叶刀》杂志联合主办，北大国发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组、传播中心协办。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john giles在圆桌对话环节的分享整理。
作为“北大-柳叶刀：中国健康老龄化路径重大报告”研究项目的成员，我要祝贺赵耀辉教授团队完成了一份精彩的研究报告。感谢她的出色领导。我认为这是一份我们都可以引以为傲的报告。过去几年的新冠疫情给我们团队的协作带来了巨大挑战，给所有共同撰写者带来了额外压力，是赵教授的乐观幽默和充沛干劲支持着我们不断前进，最终成功完成了报告。她践行了对这个项目的承诺。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层面问题，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政策应对措施？我主要分享如下三个方面——老年人的经济福利支持，改善行为模式以改善健康状况的政策，以及体弱老年人及其看护者福利的政策。
第一，改善养老金政策：打破碎片化，提高积极性
中国不断扩大养老金覆盖人群范围，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养老金支持，这一方面的成绩斐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免受经济问题困扰。虽然有一些更广泛的研究如“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发现养老金的金额并不算高，不足以帮助人们脱贫，但对经济困难的独居老年人而言，这笔钱极其重要。
为此，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农村和城市非正式职工的基本养老金支持。同时，提高非雇员缴纳部分的养老金比例，也许还能够减轻老年人及其子女的经济负担，从而进一步鼓励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多缴纳养老金。中国现阶段的政策是，居民可以缴纳更多的养老金，但要激励这种做法，政府也需要相应提高给付金额，并让民众相信缴纳养老金能在未来某一时点获得收益。
目前中国存在的大问题是人口流动和养老金体系碎片化，即各省或各县市分散管理养老金的做法，这意味着个人可能无法异地领取养老金，异地转存养老金可能也比较困难。这可能会打击人们更高额缴纳养老金的积极性。
因此，只有当养老金成为一种储蓄手段，并且能产生相对丰厚的回报，同时人们相信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可以随心支取这笔款项时，他们才会积极缴纳养老金。
第二，引导行为模式：教育与税收都重要
我们知道，要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保证人们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投入，这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投入。
报告明确指出更高的教育水平与更好的老年健康之间存在正相关。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获得的一项重大发现。因此，我们急需的政策包括，抑制吸烟或烟草制品的使用，可能还包括禁止大量饮酒。报告中还强调，随着中国的繁荣发展而出现的生活方式管理和体重管理等新问题也值得重视。人们需要考虑制定更多的政策来抑制烟草和烟草制品的使用。
大家也许会觉得这属于宏观层面的税收和监管政策，尤其是针对烟草而言。但我们可以思考一些新的举措，利用行为科学理论帮助个人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烟草问题而言，中国为减少吸烟做了40多年的努力，但吸烟人数依旧居高不下。近年来青少年吸烟率甚至有所上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老年男性中，农村地区的吸烟率约占50%，仍明显高于城市地区。
迄今为止，减少吸烟人口的措施主要是在公共场所颁布吸烟禁令，但这些禁令并不总是有效。其次，还有教育宣传和利用税收提高香烟价格。尽管对香烟征收了税费，但经济发展和购买力的增强意味着自1990年以来购买香烟的实际成本其实下降了50%以上。正如报告中所述，有效提高香烟价格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积极游说。二者是烟草生产和香烟制造的实际掌控者。他们的游说盖过了支持提高税率的声音。针对该问题的一个有效改革办法是将烟草管理与烟草行业本身相分离。
在教育方面，我们主张扩大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健康扫盲，包括对尚未接触烟草的青少年群体进行提前干预，也包括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进行干预。我们还提到了其它国家近期采取的一些措施建议，将教育宣传与提供一体化医疗措施相结合，利用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打造帮助和推动人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可能涉及针对个人的项目，或利用群体中同群效应的项目鼓励人们相互激励，以减少吸烟行为或采取其它更积极的生活方式。有实验文献提到，资金奖励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效应有时并不会长期持续。
因此，中国的研究有必要尝试不同类型的激励干预措施，以找出与教育干预相匹配的有效激励手段。
在北美和欧洲有对生活方式进行干预的手机软件，用于帮助人们管理体重。最受欢迎的是这款软件，里面包含虚拟教练、互助小组、日常饮食规划和设置健身目标等功能。这对那些希望获得支持以实现更好生活方式的人起到了鼓励作用。
因此，将宏观调控和监管以及税收效应，税收制度改革，还有教育干预和个人激励相结合，也许会对减少吸烟人口产生极大帮助。
第三，改善老弱照护：降低老人的迁徙成本，减轻照护者的负担
随着我们迈向未来，家庭成员将承担起更多的看护责任。事实上，约90%以上的体弱老年人需要家庭成员作为他们的主要看护者。从对中国经济更广泛的影响来看，这种安排存在将适龄成年人排除在劳动力之外的风险。这将对他们的财务状况和心理健康都造成不利影响，也会对更长期的宏观经济造成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会更明显地体现在中国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身上。这些人离开家乡农村和小城市也许能挣到更多的钱，但他们照料老人的负担也会增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些适龄成年劳动者，要搬回老家照顾父母时所需要付出的高额成本。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报告只强调了提供护理的负担，而没有强调提供护理的积极效应。但我认为，这背后的出发点是人们在谈论负担时实际上谈的是生活负担。
我们要如何减轻这种负担呢？直接措施包括促进社区中心的发展，打造基于平台的服务。这些服务通常可以与家庭护理互补，甚至可以帮助培训家庭成员如何照顾他们的老年亲属。这也是很重要的措施。这些服务也许无法完全取代基于家庭的护理，但希望能够增加老年人获得护理的机会，让那些适龄工作的成年人能更轻松地继续工作，同时兼顾照料年迈父母的责任。
另外，在间接层面，关键是要减少家庭成员间试图就近居住的障碍。碎片化的社保和养老保险体系不断增加着每个家庭老年人搬到成年子女所在城市居住的成本。统一管理健康医疗保险、养老金和长期护理保险，将有利于降低一家人搬到彼此就近居住的成本。
简言之，政府最近一直在努力推动小城市和大城市地区的经济活动，这些举措也许会进一步鼓励外来务工人员持续工作，提高他们供养父母的能力。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相关阅读：
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