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林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刊于2022年1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当今社会问题的重点正逐渐从总量问题向结构性问题倾斜，比如粮食问题、疫苗问题以及财富问题等。
当下全球粮食的总供给大于全球粮食的总需求，但世界仍存在较多挨饿的人口，这其中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而非仅仅是产能问题。
当下最重要的新冠病毒疫苗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国际上，美国面临疫苗供过于求的问题，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疫苗短缺的困境。
这些更多反映出的是结构性问题，也就是资源分配失衡、贫富不均。供给问题得到缓解之后，各类结构性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被解决，因此共同富裕这项战略方针应运而生。
政策方针的总体目标通常包括稳定提高整体经济运行效率，对此，中国当下亟需加大力度发动消费这驾马车。根据边际消费递减理论，这要求贫富差距问题得到缓解。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来看，对于逐渐步入成熟阶段的国家，共同富裕、合理分配比简单增长更重要。
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资本需要流向可实现高生产率的人手中，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以完成原始积累和进行再投资。此阶段的蛋糕规模较小，分配的意义相对有限，因此高速增长做大蛋糕是更加迫切的任务，这也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原因之一。
经济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是，贫富分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约束作用逐渐凸显。随着中国社会和劳动力走向成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得日益重要，而贫富分化会对有效需求的扩大产生显著的负面约束作用，这是需要带动后富的原因之一。
不论是强调先富还是强调后富，都有经济稳定高效运行方面的考虑。十三大提出“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将效率放在了重要位置。“先富带动后富”的论述更多也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分配制度激励生产效率的提升。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可以看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会围绕共同富裕陆续出台具体配套政策，力求经济稳定高效发展。
从近代史来看，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包括提高累进税率，拆分垄断企业，强化工会，以及增加社会保障力度等。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在共同富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政策空间，相关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近期非常明确的配套政策之一是三次分配。2021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三次分配被首次明确为“基础性制度安排”，这会涉及到慈善基金。
对于共同富裕，中国当下明显待改善的问题之一在于慈善基金，目前中国慈善基金的发展面临至少三方面问题。
一是管理费问题，部分慈善基金管理费在10%左右，远高于其他一般基金1.5%左右的管理费。
二是运营乱象问题，慈善基金丑闻频发，比如初始捐赠金额与最终落地到受益人的金额差距巨大。作为中介机构的慈善基金需要更加规范、透明、合规地运营，将捐赠人的善款充分落实到受益人。
三是投资限制问题，慈善基金通常会限制投资与esg等相背离的标的，比如医疗健康主题的慈善基金可能会对与烟酒等相关的投资作出限制。部分慈善基金的运作模式是利用投资收益来持续支出善款，较多的投资限制可能会影响基金收益，从而影响落地的慈善款金额。
为持续扩大慈善基金总体规模，三次分配的配套措施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需要完善回报社会的激励机制，对慈善捐赠给予政策支持，比如强化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完善慈善褒奖制度。
二是要完善有利于慈善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公益慈善基金的服务能力。
三是完善慈善组织监管制度，通过数字技术对慈善资金进行全流程智慧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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