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追兵：越南经济神话的真相-尊龙体育官网

作者 | 贾铭 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来源：如是金融研究院

2014年4月，越南翻拍版的《还珠格格》上映时，我想起来，曾经与一个女孩子约定，我给她讲《哈利波特》，她给我讲《还珠格格》。可惜，后来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2022年4月，越南发布数据，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gdp）921.75亿美元，同比增长5.03%，高于同期中国（4.8%）和新加坡（3.4%）；出口总额885.8亿美元，同比上升12.9%。

越南的数据刺激市场神经的时候，我却想起当年的女孩子，多年已过，又是一个人间四月天，不知道她过得好吗？如果当年在感情上，我像越南一样有一个替我试错、可以学习的老师（中国），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由此我想知道，有中国珠玉在前，几乎“像素级”借鉴了中国改革思路和发展模式的越南，会不会重复甚至超越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越南是否会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或者，即使不能完全取代，是否会削弱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地位？

提起越南，你会想到什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东南亚国家、热带丛林、游击战争、边境冲突、越南猴子（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还可能想到电影《人在囧途》《初恋这件小事》——但这两部电影其实是讲泰国的。所以你看，我们老是盯着欧美俄等大国，对我们的邻居却并不熟悉。

事实上，越南经济正在悄然崛起。

在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我们的邻居越南，甚至取得了比中国（2.3%）更高的经济增速（2.91%）位居世界第二（爱尔兰以3.4%排第一），冠绝亚洲和所有发展中经济体。

如果把周期拉长，你会惊讶的发现，越南是近30 年中唯一能与中国发展速度相比的国家。在中央集中治理体制优势加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从2002年到2021年，20年间越南gdp 增长了约2430.9亿美元（350.64亿到2781.54亿），增长率达到693.3%；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8倍（364.5亿到6685.4亿），贸易规模跃居全球第20位——而身前的19个国家中，只有中、俄、印、墨西哥4个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墨西哥又并不以制造业见长。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领域，一眨眼，越南已经成为了可与中国同台竞技的选手。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因成本驱动、转型升级等因素，全球制造业就已经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新冠大流行、2022年俄乌冲突，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供应链安全，再次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越南因为地理位置、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原因，承接了大量产业链转移，外贸还在提速。

2021年9月后，越南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增长超过20%。除服装等传统产业外，手机及零部件、电子产品、电脑及零部件的出口金额和数量也都有所扩大。

具体来说，在服装产品领域，美国市场中1/3的鞋类制品以及1/5的服装，印有“越南制造”（made in vietnam）标识；在电子产业方面，三星超50%的手机出口以及1/3的电子产品，由越南生产。除了耐克、阿迪、苹果、三星、英特尔、lg 等国际品牌之外，例如立讯精密、温斯顿、和硕、歌尔等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制造商疫情后也到越南布局，准备将越南打造成重要生产基地。

过去数年，9700万人口的越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产业转移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制造业崛起的越南是否会替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或者，即使不完全替代，是否会削弱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全球向越南进行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原因是纯粹的成本因素驱动，中资企业和跨国企业转型升级，将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第二类原因主要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跨国企业为了分散风险而采取“中国 1”的多元化战略，将产业链配套逐渐从中国转移出去；第三类原因是疫情的错位冲击，对中越两国来讲，订单在疫情防控好、产能恢复快的国家交替轮动。

这三类原因，既有互补效应，又有替代效应。就目前来说，在细分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已经初显苗头。但整体来看，制造业向越南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与中国供应链是互补而非替代。

首先，从总体上看，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并不明确。

分别对比同期美国从越南和中国的进口数据即可发现，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根据两国的疫情发展情况呈现轮动特征。

2020年，在大规模财政刺激下，美国的国内消费需求激增，中越两国对美出口份额均有提升。比如，2020年二季度，越南受疫情影响较重，制造业受挫，彼时中国疫情控制较好，产能率先修复，部分新增订单则转移到中国。进入下半年，中、越的疫情都逐步好转，美国对两国的进口份额则均有提升，中国份额的提升更为明显。比如，2020年11月，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为21.5%，较2019年同期上升3个百分点。同一时段，越南则仅上升了1个百分点（2.8%—3.8%）。到2021年三季度，越南遭遇德尔塔毒株突袭，许多出口订单再次流出越南回到中国。2022年春节后，越南企业开始加速复工复产，并在3月中旬放开入境与防疫限制。而此时中国的疫情则多点多面散发，经济重镇深圳、上海、北京，先后遭受重击，工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部分之前回流到中国的订单，又外流回越南。

其次，在细分领域，越南对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则有所初显。

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越南具备传统优势的服装、鞋帽、玩具类产业，越南或许对中国出口具有部分替代效应。例如，美国从越南进口的主要商品中，服装类的份额从2021年9月的14.3%升至2022年2月的18.9%；鞋靴类和帽类的份额分别从20.4%和8.4%升至25.5%和14.3%。同期中国对美出口的相关商品份额则出现小幅回落或震荡。

但是，中国对外包括服装鞋帽在内的轻工产品出口份额的回落，或许主要是受防疫和俄乌局势扰动，很难判断越南的“替代”是阶段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比如，中国的轻纺织业主要福建、广东、浙江、江苏4省。浙江绍兴柯桥区的轻纺城，是全球最大的化纤面料基地，有超过1万家企业从事生产和内外贸易，出口到135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前，柯桥区主要靠参加国际展会获取新订单，通过国际快递收集样品联系客户，但疫情防控显著降低了国际航班和国际快递的运力和速度，导致旧订单延期、新获客困难，原本由中国企业生产的订单，只能分散转移到越南等其他国家。

除对美出口外，中国的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对欧出口也同比降低，越南则同比上升。原因是福、广、浙、苏的对欧出口主要走海运，乌克兰的敖德萨港口是中欧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受战争影响，原经敖德萨的货物只能转道中欧班列或者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运费和时间都有所上升。考虑到当前国内局部疫情对于国内供应链的扰动也尚需一定时间修复，而东南亚地区复工复产正进一步推进，因此预计来自东盟包括越南的出口替代效应或阶段性增强。但是否能永久替代中国的市场份额，现在尚未可知。

再次，越南仍处于中国制造早期低附加值的组装阶段。

在轻工领域，越南对中国形成短期替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根据数据，2010-2019年间，中国向越南转移的纺织品份额约为6%，鞋帽品份额达到15%左右。但纺织和纺织还不一样。中国的纺织业已经形成了从化工原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但越南缺乏化工和机械产业链，仍然主要停留在“来料加工”阶段，即进口化纤原材料织造成品。相当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机械等基础工业设施其实进口自中国。在电子领域，2018-2021年间，中国向越南转移的机电品份额约为4%，且趋势仍持续。尽管三星等电子巨头希望将越南打造为新的生产中心，但就目前来讲，越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组装基地，而不是生产基地。这一点体现在贸易数据上，贸易额虽然大了，但工业增加值却很低，主要的利润仍然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

最后，越南对美出口份额和自中国进口份额同步大幅提升。

中国对越南的出口有两大特点：第一，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是中间品。第二，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是带来对越南中间品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量下降，而越南为主的东盟国家对美出口量显著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转口贸易。比如，2019年越南对美出口额同比增长29.1%，同期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2.5%，与此同时，中越贸易顺差则同比增长69.2%。2021年，中国对越顺差扩大到450亿美元左右。从进口结构看，越南自中国进口集中在纺织品、电话及其部件、钢铁及钢铁制品以及塑料制品等，占2021年对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27.2%，与其对外出口的商品种类匹配。因此，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部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转变成了中国对越南、以及越南对欧美的顺差，实际上使得中越在国际分工上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减轻了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过于集中的压力。

可见，现在的中越经贸关系较类似于此前日中经贸关系：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节点，越南则有成为次级节点的潜力。部分供应链环节向东南亚溢出，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变得更大了。

有人形容越南几乎“像素级”借鉴了中国改革思路和发展模式，这并非夸大，事实基本如此——越南曾经全盘学习苏联，完全重复了苏联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且穷兵黩武，搞得国家溃败、民生凋敝。后来，不得已抛弃苏联模式，转而学习中国，搞革新开放。越南的一系列成就，或许是越南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革新开放（doimoi）”推行自由市场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传统上，越南是一个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农业国。

农业方面，1958年，越南北方开始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合作化程度逐年提高，规模不断扩大。1971年，劳动党指示“按照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方向重新组织农业生产”，开始将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到1974年的时候，97.3%的农户都参加了高级合作社。合作社完全按国家计划生产，没有种植经营自主权。农民拴死在土地上，不能从事其它经营活动，也不按劳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低。1958年到1975年，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500-60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从360公斤降低到256公斤。

工业方面，北方相当部分的厂矿企业或者是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援建、或者是在这些国家的经济顾问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当时越南尚处于南北对峙的战争状态，实行战时经济体制，一切为了战争。其经营管理体制自然也是传统苏式的。

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

但越南没有根据南北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而是北方压倒南方，继续重复苏联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流通，使南方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使北南两方的经济早趋一致”。1976年，越共四大决定要在五年内基本完成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想方设法使南方的中央和地方国营经济迅速扩大，在生产、流通、分配中占优势。”文献记载，到1980年止，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合并，87%的农户和78%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约1/3的城市人口被赶到条件十分恶劣的“新经济区”。

极左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相当部分工厂企业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抛荒，商业凋敝，上百万人——其中不少是有知识、有技术、懂商业的人逃往国外，不仅极大的破坏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也破坏了越南的发展潜力。

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在战后立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但越南选择了对外侵略。

越南在19世纪中叶后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二战结束后，北越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法国进行长达9年的战争。1954年法国撤出后，又因美国的介入，1955年至1975年继续与美国交战，直到1976年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南北统一初期，全国人民人心思定，连绵几十年的战争使越南人民向往和平，希望集中力量恢复生产、建设家园。世界许多国家也都愿意给越南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甚至美国也打算赔偿大笔战争赔款。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越南当时的决策者没有顺应民意，反而推行对外战争政策。

1978年12月，越南出兵20多万，占领了邻国柬埔寨。

越南曾经长期是一个受援国，过去作为被侵略者，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大量援助，最高时外援占越南社会发展基金的80%。从生产到消费，从粮食、工业品、原材料都依赖别人。出兵侵略柬埔寨使越南成了“失道者”，中国和其它许多国家都终止了对越经济援助，或对越南实行经济制裁。

1979年2月，越南又与曾全力支援自己抗法抗美的中国打起了边界战争。

作为一个小国，南北双线出击，军费开支足以压垮本国经济。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越南每年的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虽然苏联每年援助20亿美元，但大部分是枪支弹药，少量经援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80年，外援只占越南社会发展基金的10%。

1979-1980年，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几乎崩溃。工业产值锐降、出口减少、大规模建设项目烂尾、外债增加、通货膨胀严重。由于轻工业和农业生产被忽视，企业和工厂因开工不足而关门倒闭，粮食也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人均国民收入相当低，1978年仅为100美元。人民生活甚至比抗美期间还要艰难得多。

穷则思变。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一些地方开始偷偷寻求出路。

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自发性地偷偷实行了土地承包。当事情被发现后，主管干部金玉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私下组织考察团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央。后来，中央肯定了海防市的做法。1979年9月，在越共四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实行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引入市场。越共中央书记处于1981年1月发出了关于扩大农业合作社承包范围的第100号指示，决定在全国推广海防经验。到1981年底，各省的大部分农业合作社实行了生产承包制。

你看，读这段历史，有时候会恍惚让我们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在讲越南还是中国。但这提醒了我们：与很多国家一样，越南的革新开放，也并非上层领导人主动为之，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凋敝，不得已被逼出来的。严酷的现实面前，越南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旧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再继续推行下去，经济倒车就会越开越远。唯有改革，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才能挽救下坡的经济。

如果说越南海防市农民的土地承包是越南版的“小岗村包产到户”，那越南与中国相似的还有早于中国的“价格闯关”。

1981年，统计数据已无法掩饰行将破碎的价格体系，越南不得不进行第一次“价格闯关”——隆安省制定了按照协商价格进行买卖的政策，代替此前的国家定价政策，废除了票证供应制度。之后，越南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生产资料除了按国家供给的较低价格购买以外，还有一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二者的差价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但由于二者差价常常高达5-7倍，这种补贴机制让国家财政难以为继。第一次价格闯关失败。

1985年，越南又进行第二次“价格闯关”（价格-工资-货币政策改革），商品价格从双轨制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对全部商品进行重新定价。工资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价格为基准，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货币方面，从1985年9月起进行新旧货币兑换，以1000个旧币兑换1个新币。

短时间全面铺开的价格改革，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震动。1985年，通货膨胀率飞速上涨到191%，1986年飞升到775%。负责货币改革的政府副总理和其他官员受到撤职等纪律处分，第二次价格闯关宣告失败。越南经济陷入了严重混乱。

两次价格闯关失败、十年间没有起色的经济改革、加之建国元老（长征、范文同和黎德寿）高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会议上，总书记长征隐退，推举曾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有市场化改革探索经验的阮文灵成为新任总书记。

此时中越处于敌对状态，越南时刻关注着中国。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很快被翻译成越南语摆在了越共中央案头。到1986年时，越南发现，仅仅8年的时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增长102%，国民收入增长了95%。电力、钢、煤、炭、石油的产量，分别从占世界的第7、5、3、8位，上升到第5、4、2、5位。有关中国设立经济特区等信息，也经香港媒体传入越南，对越南领导层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阮文灵等越共党内高层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希望越南也能通过变革走出危机。越南前外长阮基石在1986年出席中国驻越使馆国庆招待会时也承认，越南正在研究和借鉴中国改革的经验，以搞好越南的经济改革。

1987年，越南版的外商投资法亮相，意欲“动员一切力量吸引境外资本”，甚至还批准了外资全权控股，对西方世界震撼极大。《亚洲华尔街报》评价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为自由的外来投资法规”。

无论是越南北方1955年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还是1975年全国统一后南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传统模式。因此，其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和实践，都基本上是遵循“越大越好，越公越好”的原则。全方位激进国有化带来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僵化无活力，持续亏损。

1987年，越南颁发217号决议，允许国企有自主决定原材料购买、产品销售、员工增减的权利，纳税后的利润可以自行保留，国家将不会再补贴亏损企业，让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

随后，阮文灵继续学习中国的做法，先放开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再逐步放开其他工业消费品价格，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次价格闯关带来的遗留问题。

与此同时，越南革新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呈现出逐渐融入世界的过程。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主张：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上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1988年5月，越共中央政治局的13号决议再次提出“增友减敌”，在尊重独立、主权、互利的原则上实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美国开始逐渐解除对越南的经济制裁和封锁。1991年，越南与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并于1995年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同年与美国建交。

有了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教训，越南在学习中国方面更注意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比如，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经济顾问的阮春莺说，越南不能一味地模仿某一国的经济体制。阮在另一场合又说，要注意研究中国的经验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以便确立一种越南模式。

但总体来讲，越南开始由“以苏为师”，转为“以华为师”。越南《人民报》1991年在一篇社论中再次肯定：“中国人民大规模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回首既往，越南曾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1976年南北统一的时候，如果地理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的越南，能把医治战争创伤和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对外推行睦邻友好、和平独立的外交政策，那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是难以想象的。90年代就不是“亚洲四小龙”，而应该是“亚洲五小龙”或者“亚洲五壮士”了。

可惜，那些没有发生在昨天的如果，不能改变今天的悲伤失落。

1986年—2006年，可以说是越南革新开放的上半场，最大的成功经验其实是“搞活”。农业上、经济上、商业上，总结下来就是“包产到户、关停并转、引进外资、放权搞活、对外开放”，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耳熟？对，就是结合本国国情，借鉴中国经验。

越南革新开放的下半场，始于2006年，核心是“进一步对外开放”，不断加群加群再加群。

2006年10月，越南完成了历时12年的入世谈判，并在次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150个成员。同年，越南政府出台新的《投资法》，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的限制，出台一系列外商优惠政策，例如“两免四减半”（即前两年免除、后四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此外，越南还频繁加入自由贸易协定。自2007年加入wto之后，先后和日本、韩国、英国等世界多国签署自贸协定，成为地区国家中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越南还积极加入区域自贸协定，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ta）、《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ukvfta），以及最近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各种贸易协定提供的关税等优惠政策极大的便利了越南的国际贸易，降低了贸易成本。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越南有望成为rcep成员中收入和贸易额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越南左右逢源的策略使得国际产业持续迁入越南。

不仅三星、耐克等国际资本将越南作为新的全球生产基地，优衣库、阿迪、hm等国际连锁品牌也将自家工厂搬至越南，越来越多的中国台湾以及大陆供应商也在投资越南。恰逢中美竞争加剧，越南既不得罪中国，又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在美越日益火热的贸易中，达成了美国驻越大使丹尼尔所说的“有史以来最牢固的伙伴关系”。

外资仍是未来一段时间越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过去十年越南并购交易达上千宗，2021年全国新批、新增外国直接投资和股权并购金额311.5亿美元，同比增长9.2%。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总额的58.2%，其后依次是占比18.3%的电力，以及占比8.4%的房地产。进入2022年，外资延续快速流入势头。越南计划投资部数据显示，一季度越南运行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项目共增加投资约44.2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达到了过去五年一季度的最大增幅。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来源国主要包括新加坡、中国、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以及丹麦、美国等。

日前，李嘉诚旗下地产旗舰长实集团与日本欧力士集团，通过越南当地尊龙体育官网的合作伙伴万盛发集团，会见了越南胡志明市市长潘文迈，共同商讨在胡志明市的投资事宜。长实集团总裁赵国雄在会上表示，长江实业承诺将与万盛发一起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这些领域注入大量资金。并将胡志明市定位为金融和技术的战略中心，并承诺引进高端房地产项目，涵盖住宅、办公室、商业中心、娱乐等业务。 越南的吸引力可见一斑。亚洲开发银行（adb）驻越南代表处首席代表杰弗里斯（andrew jeffries）表示，在疫情和全球地缘政治波动的背景下，全球投资流量有所减少，但流入越南的外国投资资金很可能将会逆势增长。

那么，越南的“经济神话”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劳动力的同时，有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可以借鉴，“摸着中国过河”，不断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但如果说越南过去成功的唯一经验就是复制中国，那未免太小看了越南。有时候语言很难准确的概括事物的微妙变化。不如我用一位观众现场听了越南总理范明政在哈佛演讲的感受，来做“越南经济神话”的注脚，仔细品读，余味悠长。

2022年5月14日下午，越南总理范明政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访问并发表演讲。有一位听众总结了这么几条：

第一，讲话不是读稿子，而是在稿子基础上现场发挥，隔着翻译都能感受他对越南发展的信心与激情。

第二，越南的经济发展原则是保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与印度单纯强调自足的经济发展不太一样。

第三，强调越南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多元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强调制度建设的法治以及强调公开透明、尊重多元和不同意见公开讨论的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人是发展的中心、主体、目标和动力。

第四，在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他愿意讨论任何合作，只要能让越南变富、变强。

第五，总理几乎承包了问答环节的所有问题，很有应变能力，是一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自如对话的领导人。

在其他场合，这位总理的表现也很有意思。比如，他跟苹果的库克说越南人民喜欢苹果的产品，希望苹果公司扩大在越南的投资并且帮助引进更多合作公司建厂；跟英特尔说建议到更多省份投资并帮助越南进行数字化转型；跟谷歌说建议继续帮助越南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建设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等等。

中国的先行探索为越南早期的革新开放提供了经验借鉴，肯定可以让其少走弯路，但越南依然面临很多挑战。

首先，配套产业链不健全，原材料、零部件当地采购率低。

这是制约越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目前东南亚在服装鞋帽、箱包、家具、轮胎和太阳能等领域已形成基本完整的中低端产业链，且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得多，但产业链上的很多配套部件需要全球进口。比如，2016年日本对外贸易组织（jetro）的报告显示，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当地采购率为64.7%，而在越南为32.1%。而且，东南亚的物流能力，包括码头、拖车的作业效率、产能和稳定性都无法和中国相比。所以，在越南投资虽然可以利用越南较为廉价的劳动成本。但是，原材料、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这不仅抬高了采购成本或者仓储成本，而且拉长了生产周期，对一些交货期要求比较高、需要对市场作出迅速响应的产业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造成越南当地采购率低的原因是越南配套产业基础薄弱。但一般说来，配套产业的配套能力与产业聚集度有很大关系，产业集聚的形成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这意味着越南短期内要形成媲美中国的配套产业基础几无可能。

第二，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的交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越南的主要运输方式为公路，公路总里程约47000公里，但目前还没有贯穿全境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很多国道机动车限速100公里/小时，但实际行驶速度只有40至60公里/小时，城市内道路狭窄，拥堵严重，摩托车和汽车不分道，摩擦剐蹭也是常事。铁路总长3160公里，运行速度低，设施设备老旧。如果你去过越南，你一定会对他们美丽的自然风光、拉胯的基础设施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铁路覆盖里程有限，你想从越南南部鼎鼎大名的胡志明市去隔壁平顺省的美奈镇（南部不可不去的海滩之一），虽然仅仅只有200公里，但你要从汽车转绿皮火车再转长途巴士，耗费整整1天。这对物流业、旅游业发展仍是掣肘。

这也是近年来越南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将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原因。越南政府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关键交通基础设施，计划在2030年将现有公路网络扩张5倍以上。

第三，劳动力价格上涨和用工荒并存，低成本优势将难以维持。

过去五年来，越南政府不断提升最低工资标准。2020年，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再上调5.5%，一、二、三、四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分别增至442万越南盾（约合1351元人民币）、392万越南盾（约合1198元）、343万越南盾（约合1056元）、307万越南盾（约合945元）。9700万的人口基数与全球产业链相比并不大，在用工高峰期，区域用工基本接近饱和，用工荒和劳动力空心化是接下来越南要面对的难题。此外，大量企业涌入也让土地价格“水涨船高”。距离胡志明市70公里的同奈省giangdien工业园，工业用地的租赁价格从2017年的60至70美元/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初的90美元/平方米，有些地区租金甚至涨到了130美元/平方米，和中国大城市的工业园区相当。随着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集中外溢，短期内人工、土地、原材料价格还会被推高，如此一来，越南的成本优势将难以维持。

同样作为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东南亚国家柬埔寨，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1997年到2019年劳动力成本上涨了4.5倍，月薪从40美元涨到182美元——今年有70多家服装厂关闭，这一数量是去年的两倍。这也是越南将面临的问题，预期不久的未来，制衣、箱包、鞋厂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会继续向其他国家转移。

第四，基层工人流失，中高端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极为短缺。

越南的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但全国近77%的劳动者、超过4300万人缺乏专业技术水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全球138个国家和地区中，越南劳动力市场效率排在第63位，中国排在第39位。2017年，从东莞转战越南的一家鞋厂尝试了一年后便宣告退出，问题出在工人的工作效率上。很多越南工人缺乏成熟的工作经验，加上没有加班习惯，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交货时间推迟，最后企业入不敷出。

在教育层面，越南2001年才开始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这也意味着目前的产业工人大多仅有小学文化，难以从事技术复杂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越南主要承接了中国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的原因。中高级技术人员短缺且培养速度过慢是制约发展的最大问题。

越南本土成熟的中高层管理者也非常少，很多工厂只能从“母国”空降管理者。中国的一家服饰制造商早在2019年就在越南投下5个亿开设越南工厂，但至今没有培育出合格的本土管理团队，只能从中国外派。如果未来十年还不见起色，可能会有企业考虑撤出。

除了中高端人才缺失，越南基层工人也在流失。与中国一样，越南也有很多外来务工者到城市“北漂”。但越南的工资水平较低，高物价、高房租就会成为负担，疫情冲击加剧了劳动力流失。越南公安部预计，胡志明市有超过200万人逃离城市返乡，并且不想再回到城市打工。

第五，对外资依赖程度高，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是个大问题。

作为一个小国，越南是一个高度开放和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如果跨境流动资金数额太大，会影响到其经济稳定。目前来说，越南宏观经济控制得还很不错。据测算，2021年越南有1050亿美元外汇储备，公共债务总额为867亿美金，好在越南政府的外债主要是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和优惠贷款（占政府外债总额的98%）。迄今，越南共签署官方发展援助和优惠贷款协议的总额达850亿美元，平均期限为13.8年，加权平均利率为1.35％。这依然意味着越南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加强。汇丰银行此前将越南列为了东南亚最需要巩固财政的国家。

越南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受外围经济体影响较大。在俄乌局势持续胶着、疫情反复扰动、美联储加息缩表背景下，越南面临原材料大幅涨价、供应短缺、货运物流成本抬升等问题。同时，海外市场存在经济衰退可能。尽管越南经济指数较为亮眼，但一旦发生美元资本抽离，越南经济债务危机的风险也将随之加大。这样一来，越南经济“奇迹”也存在或将倒退回原形的可能。

第六，营商环境大幅好转但仍有提升空间。

越南鼓励引入具有高新技术、没污染的、有创造力的项目，但在落实的时候，很多方面还是会打折扣。目前省级以及5个直辖市的投资项目一般能直接去跟越南商务部谈，大项目审批得也较快。但如果市级以下的项目还是需要人脉关系，一般通过中介，手续费还是省不了。此外，时不时被煽动的民族情绪，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2017年5月，越南提出“经济特区法”草案，准备设立三个经济特区。政府计划富国岛的外商租地期限最长可达99年。此举引发大批民众游行示威。在最严重的地区，抗议演变为对省政府机关的冲击，数百名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封锁道路，点燃车辆，并冲进省人民议会办公楼打砸。骚乱平息后，越南国会决定取消草案中关于租用土地“特别情况下能使用99年的规定”。事件给很多外商，尤其是中国商人留下阴影。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局势下，未来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被重新燃起，存在不确定性。

总结来说，虽然越南的政局较为稳定，政府也在努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持续推行自由市场改革、完善法制建设，但上述任何一项事业想取得显著成效，都需要持续十几年的投入甚至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可能使得包括越南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种种迹象表明，印度、越南等后发经济体，甚至是全局意义上劳动力密集型、高碳资源密集型的后发经济体，其赶超的历史窗口期有可能将逐渐关闭。这个进程的速度取决于数字化、绿色化生产方式的发展速度。无论如何，与过去半个世纪相比，如今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一定将更加艰难。

纵观近三十年的东南亚经济发展，延续着“学习-复制-崛起”的发展思路，特别是以“中国经验”为蓝本，越南在“革新开放”后逆势崛起，外贸繁荣，内需提振，资产价格抬升，俨然一颗新兴的东南亚经济明珠。

但是，过去几年内，河内和胡志明市中心地段的豪华公寓从过去的每平方米不到5000美元涨到超过10000美元。较远一点的公寓每平方米也达到2000至3000美元，让普通人望尘莫及。表明制造业创造的财富正在向房地产行业转移。

也有分析说，如今大量兴起的工业园区带来的是“工厂驱动下”的经济增长，而不代表真的经济发展。

2022年开年，越南实施“与疫情共存”的政策，抓住了疫情提供的开局先手机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或许将再次得到加强。

自1986年越南政府宣布实施革新开放30多年来，越南已经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越南的人均gdp在1985年只有230美元，到了2021年则已接近3700美元，增长了15倍。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雄心壮志是，要在独立100周年（2045年）之际，发展成为高收入发达国家。

但是，疫情提供了机遇，也加速暴露了越南面临的挑战：

在越南工业化进程中，仅有人口红利，产业层次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缺乏核心技术力量，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困难重重。如果没有持续的产业升级，所谓的“世界工厂潜力”更可能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当然，这不代表越南发展不起来。越南仍然有机会，前提是他能以更快的速度复制中国的成功经验，更充分的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更高效的利用外资，尤其是利用发达国家追求产业链多元分布的契机，借外资加速越南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得充分利用中国不具备的某些优势，走出一条“越南特色的制造业强国之路”。

对中国来说，无论如何，中国诸如家电、家具、纺织、制鞋、电机、电子元件以及通信设备等相对低端的制造业正在向越南等国转移是既定事实。

我们知道，产业链的过多和过快外移，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需要警惕。但合意的产业链外移，有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也有助于推动形成以中国为关键分工节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疫情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对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很多外国客户和中国公司合作数十年，并不会轻易大规模转移订单，而且大规模订单转移，意味着需要重新开模、重拟质检标准，一系列动作对企业来讲都是成本。但是，如果在华产业链频繁因疫情停产，一旦发达国家与愿意承接产业链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分担这些成本，那么，相应的订单转移出去后，可能就不会再回来。考虑到我们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濒临绝境的中小微企业。无论是高、中、低端任一环的产业转移，我们都应该慎重慎重再慎重，绝没有轻易拱手让人的道理。我们要重视发挥中小微企业对产业链优化的作用，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等方面更多支持中小微企业参与市场公平竞争、充分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那个女孩说要离开的时候，我挽留一下，如今或许便会少很多遗憾。希望未来的中国回首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少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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