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ames k. galbraith，知名经济学专家
来源：《外交政策》2021年4月6日，西泽研究院
编译：王嫄，西泽研究院研究员
西方过去40年的经济正统观念已经被新冠疫情大流行所动摇，但这场斗争还在继续。实际上，拜登政府与新冠疫情并没能将新自由主义埋葬...美国近40年来，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某种经济思想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市场经济学，在一个低开支、低税收、预算平衡、资本和土地私有制的政府下，依据尽可能宽松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在这种认知下，控制通货膨胀是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而在自由化的“劳动力市场”中，追求充分和公平的就业则主要归属于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诚然，美国真实的方针政策与机构组织向来与上述理想化的经济理念不符。税收被削减，基础设施被忽视，但军费开支和社会保障却让政府依旧保持其地位。一些规章制度先是被取消，然后偶有修复。许多公共服务仍是公共属性的，偶尔也会增加一些新的服务，比如医疗保险d部分和平价医疗法案。在一场危机中，自由市场不干预政策的“灵魂”很快就会在令人恐慌的实用主义时刻被抛弃（尽管是暂时的）。（译者注：医疗保险d部分是美国的一项联邦社会保险计划中与处方药有关的部分，能提供一些福利，如每个月的投保额可以得到补贴，获得一定年度免赔额等。part a主要涉及到医院住院、短期护理、家庭健康服务，临终护理；part b主要为门诊与医生费用，part c基本能为病人提供上述未涵盖部分的保障。）
尽管美国的实际政策与机构运作机理与之不符，但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依然存在。这便像是数学家所说的吸引子，天文学家所称的黑洞：经济政策观点围绕着这些观点（大量的思想光斑）展开。可以说，2007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一思想聚合物带来了一次冲击。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事实上他们否认这场危机本来可以预见），这是令人尴尬的。而为此买单的肇事者之多，是一件更令人惶恐的事情。但最终，这些思想光斑在历经危机的冲击后成为了幸存者。同时，不存在哪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因没能预见到这场金融危机而名声扫地，就此隐退；也没有一位对危机持不同政见者或危机前的预言家因此而高就（指没人因预测到危机而被聘任到任何一个自称“顶级”学术经济学系的高级职位）。零售和商业办公建筑、某些先进部门和能源生产的投资大幅下降。股票市场崩盘。顷刻间，无法偿还的房租、抵押贷款、公用事业账单、信用卡、学生和医疗保健债务累积量之大，对整个脆弱的金融体系构成了极大地安全隐患，使之处在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紧急情况下，来不及三思而后行，行动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所颁布的直接联邦收入支持和失业保险，总额占以前国民收入的10%。更多的资金被用于支持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且两者都保持继续运作。即使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制造业和住宅也走在复苏的道路上。通货膨胀并没有死灰复燃，这似乎是一种对现代非正统货币理论的辩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纷纷陷入沉默。由于新冠疫情一年多来的肆虐叠加其他因素——民主党出现了左倾转变。伯尼·桑德斯，意外地获得参议院微弱多数席位，以及新总统自身的政治本能与经验——给美国进步的政治时刻一个罕见的礼物。由此已诞生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助计划，为家庭、企业、州和地方政府预算带来了财政救济——这一前景预示着当地的基础设施、交通和城市项目数的激增将长期受到财政限制的阻碍。而一项总额达2万亿美元的新的联邦基础设施、能源和气候计划即将出台。这种规模的公共工程能否实施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毫无疑问，那些担心赤字、债务、过热和通胀的经济学家现在正处于守势。有一些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名誉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已经公开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似乎正在失去对未来经济之争中的优势地位。但这场战斗远没有结束。对我这样一个老牌的进步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家族根植于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政和美国前总统林登·b·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个人经历则与1981年试图抵制里根革命息息相关，这一切似乎有点像红海的分离。但过往的一切已经翻篇。新思想的大门会继续保持开放，还是会再次关闭？不幸的是，这一问题的核心并不在当今政治力量的控制之下，而是受控于学术经济学。主流的学术型经济学就如同一潭死水（这对任何熟悉该学说的人来说都不是秘密），其中大多数学说的发展至少已停滞了半个世纪。但人们应该记住，其发展之所以停滞不前是有原因的：上一代人未能有效地解决当时的核心问题——滞胀（即经济停滞，失业及通货膨胀同时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萨默斯（注：美国前财长）的家族与那一代经济学家的联系几乎可以追溯到我这一代，他的确被那些（危机时期）回忆吓到了，倒也不是他的错。但这并不是说，把这些遗留问题转化为实打实的社会现状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而是指：经济总有其自身的方式抛出新的问题，而沿用旧的思维方式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尽管我们父辈那一代的凯恩斯主义者参与了战后世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构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学术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基本将这些问题推到一边，置之不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国际层面的某些因素——的确成为了导致1970年代初期滞胀的条件。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越战顶峰时期有50万美国士兵参与；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1年放弃了建立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不断下跌；以石油为首的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势力强大的（能使生活成本增加的）美国工会确定了工资普遍上涨的模式。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美国国内视角来看待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并重点聚焦于国内经济体在实施政策之后的结果上。萨默斯与我是在一种学术世界观中成长起来的——比如菲利普斯曲线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认为美国本质上属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的话题是为这些专题领域的专家而准备的。即便是崛起的日本（作为全球第一的有力竞争对手），充其量也只算是一个外围话题——与经济政策问题的核心相去甚远。由于缺乏全球视野，凯恩斯主义者很难应对来自外部的经济变革之风。在滞胀推翻了凯恩斯主义的共识之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兴起——就在一种政治胜利主义的氛围中展开了。苏联正在衰落，并最终走向分裂，“市场（经济）”模式战胜了“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所有重大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余下的唯一议题便是：消除阻碍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的残余。这种心态助长了其他国家直面经济政策问题时采取一刀切做法的风气：接受“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运用私有化、放松管制、健全货币体系和平衡预算的“华盛顿共识”；剩下的就交给市场，任其发挥自身的魔力。（译者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初级版本。）当前，我们不可能孤立地考虑美国的立场。如果不能掌控全球整体环境，特别是（尽管不是完全）中国的作用，我们就无法明智地对待美国的经济问题。但我们同样不可能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来对待全球经济，也不可能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任何的意义。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拒绝顺应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然而，对于西方人而言，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思想产物或许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产物——这一产物实际上是集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亨利·乔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我父亲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教诲之大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颇具中国特色。其思想重点在于连续性、增长性、生产实践的改进、新技术和工程技能的获取、新城市和交通系统的建设、社会稳定以及消除大规模贫困——从而消除贫困人口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其结果或许是一个可能会被嘲笑为类似于独裁主义的模式。然而，它的确是人类历史上摆脱贫困发展的最成功的案例。不可否认的是，它对世界上任何一个与贫困、不平等、欠发达或债务依赖模式作斗争的人而言都极具吸引力。它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控制世界的说辞。它还有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特点，那就是为了保持增长，中国现在不仅必须出口消费品，而且必须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先进的工程和基础设施产品。因此，它正在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在与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其不俗的表现也为它的威望锦上添花。如今，部分由于中国的原因，美国不再是中档消费品的强大制造商。美国现在也正在失去其在更先进领域的地位，并在信息技术方面受到威胁——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信息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的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食利者国家，金融部门全球化，军队臃肿，在基本资源仍然相当便宜的全球化经济中，严重依赖服务部门提供就业和收入保障。因此，美国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并非老式的经济过热。美国家庭并不缺乏消费性的便利设施，即便如此，后果也是积压和交货延迟，而不是哄抬价格。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所在；如果人们有剩余的资金（肯定会有），它们将被保存起来，或者（大部分）被放在资本资产中，从而抬高股票、土地和住房的价格。如此一来，原本富足的群体将会更加富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些价格并不不计入消费价格指数；它们的上涨通常会带来掌声，而非苦恼。然而，想要恢复对工业、零售和商业办公楼建设的需求将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有足够的过剩产能可用,且新冠疫情大流行使得整个社会后天习得了如何在家工作和购物。全球对美国先进产品部门的需求（比如飞机或油田服务）也可能会保持低迷。与此同时，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如果获得通过，确实会创造一定数量的工程、建筑和机械类型的就业岗位，但不会重新雇用数以百万计的，因新冠疫情而丢失岗位的服务业和办公室工作人员（注：换言之，这部分因疫情流失的岗位已无法挽回，其损失或许是永久性的）。在疫情远没有结束的时刻，疫情前的巨额家庭债务将直面拖欠问题（美国在新冠疫情前，家庭部门已负债累累）。在不确定的未来，美元作为全球经济金融支柱角色的问题可能会在某一时刻登上舞台。简而言之,面对一个全新的、混合的、相互竞争的、非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出长期成功迹象的（经济思想）模式,美国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核心经济功能的衰退、从上次危机中复苏的脆弱性以及在世界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不稳定地位。这些结构性事实是政策制定者当前必须解决的众多的问题之一，不需要主流正统派的帮助——也不可能回到早先时代同样有缺陷的正统派。我们需要那些对全球经济问题、政策和制度(以及对美国的复杂性与缺陷)有真正洞见和历史素养的人（取代已不复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以及通过学者传播它的人）。这也是美国在学术经济学、经济学教育和未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培训方面所需要的前进道路。这样的人是存在的，而且还可以培养和发现更多的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他们都是（或者必须是）正在制定政策的人，正在（或者必须是）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那些成功的、怀揣真知远见或想象力的人应该成为下一个时代经济学家的培养者。具有现实世界实用主义知识的亲身实践者应该负责管理下一代经济学家，从而为经济思想的未来方向掌舵。这场运动应该像新政时期、二战期间、战后秩序建设时期那样：从实践、政策到思想，而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到经济政策。总而言之，在思想和实践上兼备多样性是美国人所需要的特质。大学和管理资助大学的人有责任对智慧（思想库）资源进行更新迭代。也只有这样的人（正如前文所述），才能保护我们的社会免受新自由主义时代僵尸思想回归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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