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承办的全球治理论坛以线上方式成功举办。与会嘉宾以“国际话语体系变革”为主题展开研讨，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在其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发布《全球雄心：中国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变革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报告。以下为报告全文：
报告封面
｜核心提要｜
■ 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体概念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以秩序、生命、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中国话语影响力空前提升。但国际话语体系的变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完成，要想重塑全球话语格局，除了中国本身仍须保持可持续发展之外，中国知识界还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 西方话语霸权日益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瓦解苗头。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国民自豪感降至谷底。中国社会已全面看穿“西方话语陷阱”。发展中国家意愿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政治话语。
■ 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社会与媒体仍比普遍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对其话语力量的国际吸引、逻辑重塑、霸权护持之势还会长期存在，甚至会继续强化。
■ 从原创话语、实践吸引、斗争威慑等三个角度看，相比百年前中华民族屈辱历史、新中国建立后长期被西方舆论妖魔化、改革开放后中国话语持续被牵引，新时代的中国话语力量崛起之势无疑是空前的。
■ 客观地讲，美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实力并不亚于美元在国际经济场上的金融实力。
■ 未来的中外话语之争，肯定会面临着各类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的“词汇陷阱”、日益白热化的“舆论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话语处在西方强势地位的压制下，仍是常态。
■ 中国官方、媒体、智库、学者都需要重拾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的气概和雄心，借鉴当年人海、包抄、穿插等各类有效战术战法，对内释放活力、改革机制，对外善于斗争、敢于解构，要有长津湖战役式的勇气，最终打破“钢多气少”的西方话语霸权，重塑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全球话语。
■ 国际话语体系的变革，中国学术体系至少需要几点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一是须全面“去魅”西方话语，树立真正的中国话语自信。二是须培养敢于善于国际斗争的学人意识，敢于引导国际舆论与话语的走向。三是须有配置全球话语资源的机制变革，确立更高的研究绩效目标与观念创新。
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经济实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的变局后，西方领衔的国际话语体系也出现了松动。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体概念的西方话语霸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机，以秩序、生命、发展为核心理念的中国话语影响力空前提升。但国际话语体系的变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完成，要想重塑全球话语格局，除了中国本身仍须保持可持续发展之外，中国知识界还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西方话语霸权陷入前所未有之颓势，但霸权护持之势仍在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美国自由主义监管制度的漏洞，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傲慢，“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美国撤军阿富汗造成的各类人道惨剧暴露了美国人权至上的谎言。最近十多年，这些与美国直接相关的经济、政治与军事重大事件以及随之蔓延的西方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加之媒体无死角似的日常报道，使长期标榜自由、民主、人权的西方话语以及国家治理体制的虚伪、虚无与虚妄赤裸裸地曝光在了世人面前。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本以为医疗资源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欧美国家会成为防疫成效最好的区域。谁都未料到，欧美各地却是死亡率与感染率最高的主要地区，内部党派争斗、反智主义盛行、富人借机暴富，加之欧美国家在病毒基因序列组共享、疫苗研发与分配上的自私自利，全世界对欧美发达国家充满着失望、抱怨与批判之声，西方话语霸权日益出现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瓦解苗头。
第一，美国的国家形象以及国民自豪感降至谷底。过去20年，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每年对全球64个国家的50万人进行好感度调查。数据显示，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好感程度不断下降，2020年德国仅35%，土耳其已下降到18%。另一家知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同期民调显示，美国国内民族自豪感进入20年来的最低点，仅有42%国民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极度自豪，大学生、女性则跌至34%。对此，欧美国家国民不断呼吁改革。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底对美国、英国、法国的最新调查，有约2/3法国和美国成年人以及约一半的英国成年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只有6%法国人、7%美国人、12%的英国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需要变革”的政治体系中。可以想像，如果欧美国家治理仍在持续恶化的话，其形象与自豪感会继续下坠。
第二，中国社会已全面看穿“西方话语陷阱”。长期以来弥漫在国内外舆论圈、干扰中国人心理预期的“中国崩溃论”已破产。当前，90后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兴力量，成长为扎根全球化、拥抱市场经济、同时拥护国家的“小粉红”群体。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信息资讯发达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了对西方话语尤其是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一套美国说辞的崇拜，更清晰地看清国际竞争的残酷、西方话语的双标、国家强大的必要，更倾向于对中国国家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拥护与支持。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率高居全球之首，而《环球时报》调查显示，96%中国人认为美国做法无疑让国家形象自毁长城。新冠疫情的成效更是助推了中国国民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第三，发展中国家意愿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政治话语。无论是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制定的全球17个共同目标，还是“巴黎协定”制定的全球气候共同行动方案，抑或号召“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基础上合力建设繁荣团结的非洲”“2063年议程”，还或“金砖国家创新合作行动计划”、“拉丁美洲2040年远景规划”等，“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的最大公约数，越来越多人认为，民主、自由、人权都应是建立在发展基础与时代前提之上。没有发展，任何政治愿景都将是空谈。无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二战以后的新一轮政治觉醒。这导致教条化私有制、简单化选举制、机械化减少政府干预、片面化提倡金融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面临着重构甚至崩溃的困境。
诚然，以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社会自由化为核心逻辑的西方话语起源于近代资产阶段革命时期，主导着世界主流思潮200多年之久，不可能短期内完全消逝。而且西方经济、社会与媒体仍比普遍比其他地区更为发达，对其话语力量的国际吸引、逻辑重塑、霸权护持之势还会长期存在，甚至会继续强化。
这种美国话语的霸权护持，借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的话说，就是长期影响世界“美国观”、并内化为美国人态度与行为的“美德假设”，即长期以来，“美国例外主义论”都在构筑一种国际流行的理念与美国人的心理暗喻：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过去两个多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思想家、知名学者把美国描述成为“自由帝国”、“山巅之城”、“地球最后的、最好的希望”、“自由世界的领袖”、“不可或缺的国家”。类似“美国例外主义论”的神话在二战结束、冷战结束以后达到了顶点。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以及21世纪以来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国际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叙利亚难民危机、特朗普执政等诸多事件的冲击下，“美国例外主义论”的神话显然已被打破，但是美国综合国力第一的全球地位仍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之美国科技创新的实力仍领衔于世界，好莱坞电影持续构筑“美国英雄拯救世界”的印象，还有美国富人慈善捐赠的机制、美国大学的人才吸引力、以及纳斯达克等美国资本市场红利扩散，都会在科技、社会、教育、金融等多个方面延迟西方话语霸权“大坝决堤”的最后时限，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成为世界上一些人前仆后继成为美国拥趸的怂恿力量。
不过，美国经济制度、对外政策与社会治理近年来的屡屡失败，以及美国媒体对华歪曲式报道的公信力丧失，世界越来越把目光投向于中国发展，并试图了解中国成功背后的奥秘。中国人讲什么？中国文件里写了什么？中国社会在流行什么？中国学者在讨论什么？这些问题自然而然成为各国知识界、舆论界关注的新焦点。加之近年来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增多，中国话语力量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思想、方案与智慧在国际话语主流体系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本报告前身之一的论文《中国重塑全球话语的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在《人民论坛》上的版面截图
中国话语力量空前提升，但中西话语之争日益激烈
中央决策层历来重视国际话语权的建设，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3年）、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2015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16年）、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21年）等主题的多次集体学习中，都谈到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强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增强在国际上说话办事实力”、“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等。
中央决策层的推动，对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起到了直接的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许多重大场合原创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世界变局、大国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新概念、新思想，总揽时和势，谋划局与点，以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大手笔、大方略，全面深化国内改革，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从未有过的关注。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改变了各国的认知、观念、预期以及未来的行为方式，重塑国际战略、经济、思想的大格局。
从原创话语看，“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新常态”、“合作共赢”、“总体安全”、“精准扶贫”、“新发展格局”等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与认可。“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词汇被写入多份联合国重要文件，诸多理念被不折不扣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社会发展的新成果与国际合作的新进程，促使研究中国话语的国际著述越来越多，阅读中国文献与思想的人群也越来越多。笔者统计，截至2021年9月，“一带一路”的外文学术文献就有8623篇，其中外文书籍147本。另据报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卷本在世界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这些中国原创话语的增长以及国际知识界的追随，极大对冲了西方长期把持的国际话语解释定义权、议题设置权、争议裁量权。
从实践吸引看，扶贫、治安、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抗疫等近年来体现中国制度优势、文化优势、社会优势的一系列发展新成果、新理念、新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盖洛普2019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对144个国家17万多受访者进行民调，中国以94分位居全球第三名，美国则降至第36位。大多数美国人（58％）表示需要大力改善国家警务状况。据《statista数字市场展望》报告，2020年有超过10亿中国人在实体店使用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渗透率超过32.7%，为全球最高，是美国（15%）的2倍多。另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是好事，2018年高达57%，而1942年时仅有25%。去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来计划，不得不说，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社会与国家治理的好感度在提升，直接推动了中国话语的公信力与权威度。
从斗争威慑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商务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一系列反对美国长臂管辖、金融霸权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对外反制措施出台增强了中国国家的威严与依法治国的理念。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采取对抹黑、造谣、破坏中国国家利益的欧美政客、媒体、学者与社会活动人士的制裁措施，对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不实之词第一时间驳斥，对西方某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对华恶行第一时间反制，这使得西方各界不得不对新时代的中国有所忌惮。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每逢海外国家动荡时必有军舰撤侨，尤其是孟晚舟被困加拿大三年后顺利回国等喜讯，坚定地反映了中国保护海外公民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强大决心，极大增强了中国国民的国家自豪感，也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敬畏度，更深化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盛况、尊严意志与强国思想对世界的震撼力。
相比百年前中华民族屈辱历史、新中国建立后长期被西方舆论妖魔化、改革开放后中国话语持续被牵引，新时代的中国话语力量崛起之势无疑是空前的。但正如习近平在2020年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道：“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未来的中外话语之争，肯定会面临着各类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的“词汇陷阱”、日益白热化的“舆论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话语处在西方强势地位的压制下，仍是常态。
更令人深思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像美国普世价值理念那样的推动全人类效仿自己的扩张主义理念，而是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怀柔远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谦逊文化。在中外话语之争的信息时代，要真正具有与国家综合实力匹配的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仍然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观念转变、艰苦奋斗与迂回斗争。
重塑全球话语，中国需要有无数场“长津湖战役”
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论权力》一书中乐观地预测道：21世纪上半叶不大可能成为“后美国世界”。他的理由源于美国巧实力战略、话语权以及联盟、制度和顺应全球信息时代新情境的网络。另一位软实力的知名研究者、加拿大人马修•弗雷泽也在其著作中提醒人们，不能只从硬实力的角度去理解美国，而是要从美国的影响力、威望及合法性所依赖的软实力角度重新理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笔者认为，不必把两位北美学者对美国的乐观论断理解为“夜郎自大”，而是不妨将其视为在未来全球话语体系中的美国力量的评估参照。
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横向比较，在国际话语地缘格局中，美西方的份额仍然是占绝对的优势。这就好比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已兴盛多年，但美元仍占有全球货币储蓄、计价、支付与清算体系份额的60%左右。客观地讲，美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实力并不亚于美元在国际经济场上的金融实力。
承认这一点，不代表着我们的妄自菲薄，而是客观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更是敢于话语竞争的战略自信。2021年国庆热映的电影《长津湖》恰好反映了这种自信:1950年11月底，面对经济实力、黄金储备、军事实力都占全球过半份额的美国军队，小米加步枪、毫无制空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愣是在长津湖一役中打击了“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嚣张气焰，打出了国威、军威，一洗百年来西方羞辱中国军队“逢战必败”、“东亚病夫”之耻，也奠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军队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美誉。
同样，面对已全面展开的国际话语权之争，中国官方、媒体、智库、学者都需要重拾中国人民志愿军“钢少气多”的气概和雄心，借鉴当年人海、包抄、穿插等各类有效战术战法，对内释放活力、改革机制，对外善于斗争、敢于解构，最终打破“钢多气少”的西方话语霸权，重塑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全球话语。
要做到这一点，从长期看，肯定需要中国可持续发展，至少要在包括经济总量的国家综合实力形成领衔世界的局面，但从短中期的具体实践上看，至少要有以下几点重大变革与观念提升：
一是须全面“去魅”（disenchantment）西方话语，树立真正的中国话语自信。马克斯·韦伯以“去魅”指涉西方现代化进程从宗教神秘、神圣、魅惑中走出的科学力量。同样，21世纪的全球话语重塑，也需要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话语中挣脱，从假定西方崇高、典范、发达的元叙事中跳离出来，并进行“去西方中心化”地重新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实践。诚如上文所述，包括扶贫、治安、反腐、生态、秩序、基建、网购、外卖、抗疫在内的诸多中国发展盛况都已超越西方话语的解释力，中国智库、媒体应当花大精力，像破解“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形成釜底抽薪的解构力量。更重要的是，形成对中国发展的“真信”，理性、全面、深刻地看待与叙述当下的中国发展，最终将发展成就的事实优势转化为舆论优势，再将舆论优势渐渐转变为话语优势。
二是须培养敢于善于国际斗争的学人意识，敢于引导国际舆论与话语的走向。正如美西方智库常炮制“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债权帝国主义”等全球流行概念那样引导国际话语叙事，中国智库界、媒体界也应有研究战略的抱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等宏大倡议上精细破题，摆脱西方理论的束缚，形成中国政治学、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等一系列从中国实践出发、也能在世界普适的新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一些热点、难点议题上，敢于直面西方学人的话语优势，抓住其中的理论漏洞破绽，善于通过短评、长文、学理论述、专著等各种方式先解构、再重新阐述，进而确立中国学人的国际权威与全球美誉。
三是须有配置全球话语资源的机制变革，确立更高的研究绩效目标与观念创新。正如许多美国学者的论述都能影响中国决策者，中国学人也应有志向与雄心影响白宫、克林姆林宫、爱丽舍宫等。中国智库学者应更频繁在国际知名广电频道发声、在国际顶级论坛发言、在西方一流媒体上刊文的新绩效目标。更重要的是，当越来越多国家的智库进行全球布局的当下，[xi]中国智库同样需要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构建各国使领馆、跨国企业、国际合作与信息传播的网络架构。对官方而言，则需要一系列的深化组织管理、经费管理、成果评价、国际交流等改革，还需要一批研究选题、聚焦内容的创新，撬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者“百万大军”投入到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事业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一个大国的崛起，既需要有经济、金融、军事等硬实力提升，也需要有思想、文化、观念等软实力提高与语语权崛起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形象树立，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观念价值走向全球，势必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新冠疫情更是给中国弯道超车客观上提供了战略机遇期。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界、智库界、媒体界应当志存高远，在全球大国博弈的高度上思考自身在新时代下的任务与使命，最终实现话语权的弯道超车，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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