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陷入了所谓的长期性停滞格局。在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迅速抬头，导致全球化速度明显放缓。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陡然加剧，并且有长期化、持续化的趋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迅速演进为全球性疫情，发展成为过去100余年来全球最重要的传染病。全球范围内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对家庭、企业乃至国家造成了诸多困扰。如何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演进，如何布局生产经营与投资等，成为有关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致力于回答上述问题，因此值得我们重视。
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作者总结出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周期
这是一本视角宏大、充满雄心的著作。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在厘清世界历史上传奇大国兴衰的过程中，提出了三大周期、八个决定因素，并为有关国家未来如何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提出了系统性政策建议。
通过对世界史的梳理，作者发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中国曾经长期位居主导地位，不过从19世纪开始急剧衰落；荷兰在17世纪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帝国；英国在19世纪达到鼎盛；美国在过去150年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随着中国再次崛起，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下降。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道：“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或王朝可以持续200年或300年。”而和平与繁荣时期要比萧条、革命与战争时期持续的时间长得多，二者持续时间的比率通常约为5∶1。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作者总结出历史上三个最重要的周期。第一个周期是长期债务与资本市场周期。第二个周期是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这取决于一国内部的合作程度以及围绕权力与财富进行的斗争，而斗争的激烈程度则又取决于该国在财富分配或价值观冲突方面的差距。第三个周期是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这取决于现有各大国在财富与权力斗争中的竞争力。
作者发现，历史上的短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8年左右，而长期债务周期通常持续50—75年。这就意味着，一个长期债务周期包含6—10个短期债务周期。作者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目前的长期债务周期是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所设计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果，这一货币体系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付诸实施，标志着美元/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本书进一步指出，债务周期的后半段通常会出现以全球储备货币（当下是美元）计价的债务规模上升过快的现象。为了偿还已有的债务和新增债务，一方面需要大规模印钞（即进行债务货币化），另一方面则需要把利率维持在低于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即进行金融抑制）。而债务周期的后半段很可能会发生财富从富人到穷人的大规模再分配。不难看出，达利欧的上述判断可谓充满洞见。
在对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针对一国政府如何创建并维持有序格局的真知灼见。在对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进行分析时，作者指出，国际秩序与其说是遵循国际法，不如说是遵循丛林法则。而大国之间进行的斗争主要包括以下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
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或许在于提出了决定一个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八大因素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一个有趣之处是提出了多代人心理周期。这一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很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在第二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裕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贫困。在第三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富有，他们也认为自己富有。在第四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变贫困了，但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富有。在第五阶段，人民和他们的国家都贫困，他们也认为自己贫困。我们不妨对号入座，看看目前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心理大周期各自处于什么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阶段，国内储蓄率无疑会持续提高。与之相对应，在第四阶段，国内储蓄率将会下降，杠杆率或债务率将会上升。
在笔者看来，这本书最有价值之处，或许在于提出了决定一个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八大因素，它们按照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教育、竞争力、创新和技术、经济产出、世界贸易份额、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和储备货币地位。不难看出，达利欧对教育、竞争力与创新是非常重视的。
这本书在提出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指出：“明智的做法是所有国家的国民应该扪心自问，他们共同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来促使这些指标上升。我还希望他们能记住因果关系，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和分歧。”作者随即指出，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中美两国的内部斗争和挑战比外部冲突和挑战更重要，也更大。言外之意，是中美两国的优先目标依然是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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