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25日，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导演拉帕波特（michael rapapor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分享了自己在纽约曼哈顿一家来德爱（rite aid）连锁药店目睹的令人震惊的一幕。
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光天化日之下，将满满两大包物品从药店扛出，分文未付。而药店保安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目送此人离开，似乎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我真不敢我看到了这件**的事！”拉帕波特在视频中说道，“这个**的家伙把来德爱店里的所有东西都装进了他的两个包里，就这样走在80号大街和纽约第一大道上，就像背上背的**是古驰一样。”
直至那名“零元购”的男子走远，拉帕波特依然无法停止自己的震惊：“我全程都在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好像在说‘有什么问题？’”
拉帕波特写道：“我震惊了，光天化日下发生这种事情，就像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一样。”他还特别提到，这家来德爱药店因收入降低将于2月15日关闭，“因此，店里的工人也即将失业。”
被盗窃的不仅仅是药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月14日报道，在加州洛杉矶县铁路一站点停留的货运火车遭洗劫，火车上存放的大量快递货物被窃贼盗取并破坏。窃贼不想要的大量快递被拆开后扔在铁轨旁，其中包括新冠检测试剂盒……
2022年1月14日，美国加州洛杉矶郡铁路一站点停留的货运火车遭洗劫，火车上存放的大量快递货物被窃贼盗取并破坏。
对此，有网友发出疑问，“这发生在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看起来像在第三世界国家拍出来的场景……”“这个帝国正濒临崩溃”。
从2021年11月的“黑色星期五”到刚刚结束的圣诞和新年节假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芝加哥和纽约等地，几乎每天都会发生零售商遭到大群暴徒抢劫的事件。
旧金山电视台kron4在一家服装店附近报道当地盗窃案频发时，劫匪竟然朝摄制团队开枪，并试图夺走记者手中的摄像器材。在现场担任保安的退休警员凯文·西田在保护记者的过程中被歹徒击中腹部，最终不治身亡。警方开出3.25万美元的悬赏，希望社会提供关于凶手的线索。
美国又咋了？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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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零售盗窃集团
2021年美国一项针对零售业的调查显示，有组织的偷窃在5年间增长了六成，商家每销售1亿美元的商品就要承担7万多美元的偷窃损失。警方统计数据显示，旧金山中心城区盗窃、诈骗案件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88%，整体犯罪率增长了近52%
据美国非营利机构全国执法和零售联盟统计，每年有组织的盗窃犯罪案会给零售业者带来超过450亿美元的损失，每年有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赃物和其他假冒伪劣商品被亚马逊等第三方市场销售。
而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劫匪使用武力和暴力的情况翻了一倍，作案方式愈发肆无忌惮。成群结队的抢劫者会打破商店的窗户、橱窗或柜台，殴打店员或对他们喷辣椒水，然后在几分钟内掠走数十万美元的商品。
美国电子用品连锁店百思买（bestbuy）的首席执行官科里·巴里（corie barry）近期对媒体表示，近期零售业遇到的盗窃案越来越多，犯罪激增已经对百思买的盈利造成了冲击，也让很多店员产生了心理阴影。她担心这些情况可能会导致百思买无法在目前十分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留住或吸引更多的员工。
而在纽约和新泽西附近，很多超市为了避免盗窃给很多柜台上了锁，例如婴儿奶粉、牙膏、滴眼液甚至巧克力等商品，都必须找雇员来开锁才能拿到。
纽约曼哈顿一家沃尔格林药店内各种被上锁的商品，顾客必须点击按钮召唤店员开锁才能拿到这些商品。图源：作者拍摄
上个月，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cvs的防盗窃部门主任本·杜根在国会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称，疫情开始以后公司的盗窃案增加了300%。每三分钟就有一起盗窃案在cvs药店发生，经验丰富的职业小偷可以在两分钟内偷走2000美元的商品，公司每年因为有组织盗窃行为亏损超过两亿美元。
经过长期的跟踪调查，杜根逐渐摸清了盗窃团伙的组织架构和犯罪模式。在盗窃团伙中打头阵的是经验丰富的盗窃者，也被称作“扒手”（booster）。这些人通常是视法律为无物的街头流氓或瘾君子，因此被犯罪团伙看中。扒手们负责确定偷窃的目标、袭击的方式以及制定逃跑计划，有时候他们会雇佣其他人帮他们去店里盗窃。级别较高的扒手还会跨州实施盗窃，然后将赃物寄到全国各地的销赃者那里处理。
负责接收赃物的人叫做“销赃者”（fence），职责主要是接受和转运偷来的商品。有时，他们也会参与扒手的招募工作，付给扒手现金或者毒品作为酬劳（通常是赃物市价的5%-25%），同时也会指导扒手去偷什么样的商品。销赃者通常一天之内会和多名扒手接头，然后分多次将赃物送至“整合中心”（consolidation site），在那里会有人通过电汇给销赃者付钱。
盗窃团伙的整合中心一般设在仓库类的场所，一些小型的整合中心为了掩人耳目也会设在私人公寓。在那里有专人对赃物进行“洗白”——清除商家的防盗设备和标记，让它们看起来和新的商品没有区别。
从整合中心，被盗的商品有的被直接放到亚马逊等购物网站上销售，有的会被转卖给第三方买家。杜根的调查团队上个月追踪到一条“贸易路线”，在芝加哥市被偷的货物通过这条路线被转送至纽约市的犯罪集团进行销售。
总而言之，这些有组织零售盗窃集团是由扒手、销赃者、洗白者和非法在线卖家等不同角色相互协作构成的复杂犯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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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的网购巨头
在这个盗窃集团中，最容易被执法机关抓捕到的就是在一线实施盗窃的扒手。但他们也是最容易被替换的，且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即便是愿意配合警方的扒手，也只能提供“上线”销赃者使用汽车的外观和接头的地点等最基本信息。犯罪集团的核心部分——整合中心和在线卖家几乎不会因为扒手被捕受到影响。
2021年3月26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贝塞默，一辆印有亚马逊标志的运货卡车。
为了从根本上瓦解有组织零售盗窃犯罪，必须将躲在扒手和销赃者幕后的销赃商家一网打尽。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亚马逊等在线销售平台，对商家的监管和问责存在重大缺陷，盗窃团伙选择在线平台销售赃物就是看中了其匿名性。
零售业和执法机关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很难从亚马逊那里获取有关非法卖家的线索，亚马逊通常在没有收到法院的命令或传票的情况下，拒绝提供卖家信息。科罗拉多州桑顿市警察局的伊恩·兰肖警官表示：“亚马逊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不受监管的当铺，和他们打交道非常困难。”
2021年，杜根领导的cvs反盗窃部门发现并协助警方抓捕了多个非法网络卖家，涉案金额超过4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起案件涉及一家名叫“d-luxe”的非处方药销售公司。d-luxe被亚马逊列为了“最受好评的卖家”之一，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丹尼·德拉戈，他被手下称为“药师丹尼尔”。
杜根的团队起先注意到了几十个扒手每天从旧金山的cvs偷走近4万美元的药物。他们对这伙人进行了数周追踪后，查到了附近城市的一座仓库。在警方的帮助下，他们在工商信息数据库中查到这个仓库的地址属于d-luxe。
但是当他们向亚马逊提出协助调查的请求之后，立刻被后者拒绝。随后，当地警长对亚马逊发出传票要求披露d-luxe和德拉戈的信息，亚马逊仍然坚称自己没有他们要求的信息。直到警方向银行发出搜查令，查出德拉戈的账户通过亚马逊每年赚取超过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才发现他们的业务规模比调查者原先预想的要大得多。
随后法院立刻命令银行冻结了德拉戈的账户，几天后警方逮捕了德拉戈并突袭了他的仓库，发现其中存有价值至少800万美元的药品和日用品。德拉戈被捕之后数周亚马逊才关闭了他的账号。
目前cvs等美国各大零售商正在积极敦促国会立法，要求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平台加强对第三方卖家详细信息的验证，并且让这些信息更加透明化，防止盗窃团伙通过线上渠道出售赃物。如果这一法案通过，电商平台的工作量会增加并且销售额也会受影响，因此亚马逊和易趣等公司一直在积极游说国会反对这一法案，指责其“侵犯了用户（卖家）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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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容犯罪的州法
除了电商平台监管缺失以外，美国有组织零售盗窃犯罪猖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州法纵容偷窃。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加利福尼亚州在2014年公投通过“47号提案”，将涉案金额低于950美元的偷窃、抢劫、使用假币和财务欺诈等行为由重罪降为轻罪（misdemeanor）。
加州所谓的“轻罪”包括在公共场所醉酒、有伤风化的暴露身体、擅自闯入私人领地或口头威胁他人等“非暴力犯罪”。这些轻罪犯如果被抓到，通常不会真正坐牢，大部分情况下会被判社区服务或罚金，个别情况下即便下令监禁，最多也只能判1年。
支持提案的人认为加州的监狱人满为患，关押盗窃犯和瘾君子耗费了大量的税款，政府应该将这些钱省下来用于“建设社区”。
很多亲民主党的自由派主流媒体称，加州将盗窃等行为降为轻罪并不等于将其合法化，更不意味着默许和纵容这些犯罪，检察机关对于涉案金额小于950美元的犯罪依然会提起控诉。
然而这不过是程序上的说辞。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现实中，执法机关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抓捕轻罪犯，轻罪化在很大程度上意为实质去刑化甚至合法化（decriminalization）。
在美国大多数地区，如果警察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某人犯下了重罪，可以立刻将其逮捕，拘留最多48个小时，然后移送检察机关。但是对于轻罪犯嫌疑人，如果他没有在犯轻罪的瞬间被警察抓现行，通常就无法逮捕他（除非从法庭取得逮捕令，实际上这相当困难）。
对于近日屡上头条的零售盗窃案来说，在犯罪行为发生的商店里有警察在场的概率微乎其微，而商店员工和保安无权也不愿自行逮捕和扣押罪犯。这就意味着不少歹徒可以在大白天公然进入这些商店实施抢劫，而几乎无需承担法律后果。
即便在极少数执法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警察通常也只会像处理违反交规案件那样给罪犯开罚单或出庭传票。很多罪犯考虑到反正也不会被判坐牢，甚至都不会如约出席庭审。
美国前执法官员、安保公司“情报咨询”的创始人皮特·埃利亚德斯解释道：“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政客和检察官没有起诉那些盗窃罪犯的意愿。由于现在监狱人满为患，这类轻罪案件的优先级很低，检察部门通常不会起诉这些人。考虑到即便抓了人，他们最后也不会进监狱，警察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和这些人发生冲突呢？”
一些加州执法人员对“少抓少捕、量刑从宽”的新法深恶痛绝。旧金山市警察局局长威廉·斯科特认为47号提案成了不法分子的挡箭牌。他说：“如果罪名是重罪，我们的警官就可以采取行动。但是面对轻罪，只能是私人处置，这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
时任洛杉矶县警长吉姆·麦克唐奈（jim mcdonnel）也认为，47号提案使加州人民处于危险之中，它不仅会使得加州的偷窃案更加频发，同时也会导致暴力犯罪率的增加，因为很多原本会因吸毒或偷窃被抓到监狱或送到戒毒所的人，现在可以自由地走在大街上继续犯下新罪行。他抱怨道：“我们去掉了违法的惩罚，但是没有设立任何有意义的守法的奖励。新法律让我们无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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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罪化的恶果
根据洛杉矶警方提供的数据，在47号提案通过的一年间，洛杉矶县总共有43062名罪犯因从重罪改为轻罪的7项罪名被逮捕。在这些人中的21030人（48.8%）被释放后再次犯下39939项罪名而被捕，其中包括26起谋杀案、14起强奸案和83起入室抢劫。这些数字足以显示出轻罪化的恶果。
麦克唐奈的继任者、现任洛杉矶县警长亚历克斯·维拉努埃瓦(alex villanueva)认为，让多项重罪变为轻罪的47号提案是当地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他同时指责洛杉矶县地方检察长乔治·加斯康(george gascon)上任后连警察抓到的那些轻罪犯都不起诉了，“这简直就是在一个糟糕的主意上双倍下注”。
事实上这位加斯康检察长正是47号提案的主要起草者和支持者。这位加州刑事司法改革的弄潮儿认为，加州的检察系统不应该花费太多时间和资源去起诉那些“精神疾病患者、染上毒瘾者和无家可归者”，把他们关进监狱不能帮助他们改过，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堕落。因此在加斯康看来，警方指责他的低起诉率不是什么缺点，反而是值得称道的政绩。
据统计，他此前带领的旧金山地方检察院只对警方移交的轻罪案件中的40%和重罪案件中的一半提起了指控。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加斯康等人鼓吹的少抓少捕量刑从宽政策导致的恶果已初步显现，在他担任旧金山检察长的8年间，当地盗窃等财产犯罪率上升了49%，暴力犯罪增加了15%。
2019年，加斯康从旧金山离任，宣布竞选洛杉矶县地方检察长。洛杉矶县检察院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地方检察院，下属近千名检察官，辖区覆盖一千多万居民。与此同时洛杉矶县运营着全国规模最大的监狱系统，关押着14000多名罪犯。因此，争取到洛杉矶县地方检察长这一职位对司法改革的支持者来说至关重要。
在加斯康宣布参选后，同他共事过的旧金山市市长伦敦·布里德和旧金山市律师长（当地民事检察工作负责人）丹尼斯·赫雷拉等政府官员均明确表示，拒绝支持加斯康。代表警方的洛杉矶警察保护联盟（lappl）、洛杉矶副警长协会（alads）和加州惩教人员协会（ccpoa）由于担心加斯康的到来会危害洛杉矶的治安，总共筹集了超过300万美元支持加斯康的对手——在任检察长杰姬·莱西。
加斯康的竞选资金则大量来自硅谷精英、湾区和全国各地的自由派富豪，其中民主党的超级捐赠者、著名犹太商人乔治·索罗斯一个人就为他的选举注资了225万美元。
最终，加斯康借着更为雄厚的竞选资金和“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民怨成功当选。他走马上任后继续坚持此前的主张，对犯罪尤其是轻罪行为消极起诉。他还承诺，在自己任内洛杉矶县地方检察院绝不会对任何罪犯寻求死刑判决，并呼吁公检系统重新审查已经关押15年以上的囚犯的案件，让一些罪犯获释。这些罪犯中的大部分是因谋杀等暴力犯罪入狱，他们在得知加斯康到来后额手称庆。
近几周洛杉矶入室抢劫、汽车盗窃和商店盗窃等犯罪频率均有增加，很多当地市民责备加斯康的不作为是在包庇和纵容罪犯，让寻求正义的被害者家属受到二次伤害。本月初，由洛杉矶县警长维拉努埃瓦、前洛杉矶县检察长史蒂夫·库利以及一些犯罪受害者家属等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开始发起对加斯康的罢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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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购买的官位
洛杉矶的加斯康并非“孤军奋战”，他是民主党这波司法改革旋风的一环。
2016年，金·福克斯当选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地方检察长，索罗斯为其竞选捐献了200万美元。该县检察院为美国第二大地方检察院，下辖700多名检察官。著名的“犯罪之都”芝加哥市就属于库克县。福克斯同加斯康立场类似，支持对轻罪少起诉，尽可能减少入狱者，同时她还支持更积极地应对当地警察的暴力执法问题。
2017年，金伯莉·加德纳当选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地方检察长。索罗斯为其竞选捐献了6.7万美元。在她当选后，该市检察院对重罪的起诉率骤减——警方移交的重罪案中，多达四分之三以上的案件被检察院以证据不足等借口拒绝提诉。加德纳拒绝对大量轻罪案件提起诉讼，并彻底终止提告少量持有大麻者（密苏里州大麻尚未合法化）。
2018年，拉里·克拉斯纳当选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地方检察长，索罗斯为其竞选捐献了145万美元。克拉斯纳上任第一周就开除了31名检察官，随即宣布费城检察院将拒绝对大麻使用者提起刑事诉讼（宾州大麻尚未合法化），并指示检察官取消轻罪和非暴力重罪罪犯的保释金。他拒绝起诉大量轻罪案件，并指示检察官缩短对被告寻求的刑期，同时自行宣布宾州的死刑违背州宪法。
2021年，多次因为非法持枪和非法持有可卡因等罪名被捕，但多次在克拉斯纳手下被释放的哈桑·埃利奥特在一次费城警方的搜捕行动中枪杀了当地警察詹姆斯·奥康纳四世。费城警察工会的代表和特朗普任命的宾夕法尼亚东区联邦检察官威廉·麦克斯温均严厉斥责，正是因为克拉斯纳掌管的地方检察院撤销了对凶手的指控，导致其逍遥法外，最终酿成悲剧。
以上列举的只是几个关键的检察口岗位，实际上索罗斯和民主党激进派在全国各地安插的检察官远不止这几位——纽约州纽约县（即曼哈顿）、加州旧金山县、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下辖波士顿市）、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独立市、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和劳登县（首都华盛顿特区郊区）等地的检察院，在最近几年都开始由“觉醒派”人士执掌。仅在过去两年间，索罗斯在全国各个地方检察长的选举上就花费了超过2000万美元。
索罗斯和民主党激进派选择通过金钱购买这些地方检察长职位，是精心算计的结果。首先，很多区县市对政治献金管制比联邦更为宽松，在地方花钱买官更易掩人耳目。其次，购买地方检察长比购买联邦和地方议会议员更划算也更高效。美国的地方检察长在刑事司法系统里掌握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激进派可以通过这些检察长实行他们难以通过修法和公投实现的“刑事司法改革”政策，例如通过不起诉轻罪将多项犯罪实质上无罪化、通过不寻求死刑将死刑实质废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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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竟然还是选票
司改派支持少抓少捕、量刑从宽的主要理由是“消除种族歧视”。他们批判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系统性地歧视黑人，将黑人“不成比例地”关进监狱。他们常引用的一组数据是在每10万黑人中有2300多人在监狱里，而在每10万白人里只有450人在监狱——美国黑人的监禁率是白人的5倍多。
但是他们很少提及另外一组数据，黑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4%，但是在杀人犯里黑人占比高达56％。黑人的杀人犯罪率约是白人的8倍。两组数据对比之后不难发现，黑人的高监禁率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民主党人不从问题的根源降低黑人犯罪率入手，直接简单粗暴地人为减少监狱中的黑人人口，不仅无助于缓解黑人族裔被歧视的现状，而且还会危害到其他遵纪守法的黑人市民的安全。
实际上民主党减少监狱人口背后更本质的原因还是选举考量。目前在美国各级监狱中，黑人囚犯的数量和白人囚犯总数不相上下，但是支持民主党的黑人囚犯数量多于支持共和党的白人囚犯——民主党在囚犯中的总支持率高于共和党。即便在一些传统支持共和党为主的红州，支持民主党的囚犯也多于共和党。
北卡罗来纳州的重罪犯有54.6%为注册民主党人，10.2%为共和党人。
美国绝大部分州的法律规定正在服刑的重罪犯没有投票权，很多轻罪犯由于监狱的种种限制实际上难以投票。也就是说抓的罪犯越少，放出来的罪犯越多，民主党的选票就越多。
2021年3月，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放宽符合条件的选民登记以及恢复前重罪犯的投票权。还有多个州的民主党人正在推动立法，让政府发信提醒曾经服刑的重罪犯参与投票。此外，伯尼·桑德斯等少数民主党激进派正努力，让正在服刑的重罪犯也获得投票权。目前桑德斯长期活跃的佛蒙特州、缅因州以及华盛顿特区这三个民主党把持的地区已经通过法案，允许正在狱中服刑的重罪犯投票。民主党的意图昭然若揭。
根据《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统计，美国约有600万人由于正在服刑或曾经服刑被法律禁止投票，这个数字是美国总选民人数的2.5%。如果民主党人继续坚持现在的司改路线，成功发动越来越多的罪犯参与选举，必将会对选战带来显著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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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黑人
美国是全世界罪犯人数和人均被监禁率最高的国家，每140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正在监狱服刑。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阶级系统性地放弃了底层，任由他们在贫穷、毒品和犯罪中堕落。
美国民主党向来以“左”自居，号称追求社会平等和拥护底层权益。但是在近些年来的实际政治操作中，民主党没有像真正的左派一样，把施政重心放在完善基层建设以及改善穷人生活状况和教育水平这些核心议题上，而是着眼于对有色族裔犯罪分子少抓少捕、对有色族裔学生降分录取、对有色族裔应聘者破格录取等小恩小惠。
这些表面看起来“政治正确”的政策，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美国跨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时至今日，美国黑人的处境依然非常糟糕。据统计，美国黑人家庭的财产中位数是白人家庭的十分之一，黑人的贫困率是白人的两倍，近七成的黑人孩子由单亲抚养长大，黑人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率均低于其他族裔，而黑人的犯罪率和受害率数倍于其他族裔。
民主党近年来对实际改善黑人社会地位不作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选票压力。从上世纪60年代民主党籍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废除制度性种族隔离之后，美国黑人选民开始一边倒地支持民主党。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一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20%的黑人选票。
自此之后，美国黑人社区逐渐形成了对民主党的整体性依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斯梅尔·怀特等人在著作《坚定的民主党人》中将这种现象称做“种族化的社会约束”（racialized social constraint）——支持民主党被黑人认为是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
黑人社区会通过一系列的奖励和惩罚来确保成员对民主党的集体忠诚，个体是否服从这一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他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因此，很多民主党人认为黑人给自己投票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例如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拜登就曾说：“如果你想不清楚应该把选票投给特朗普还是投给我，那你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黑人”。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人只需要摆出政治姿态，显示他们不像共和党人那么种族歧视，即便这些姿态只是口头的或形式上的，他们就能维持住黑人的选票。有人说民主选举就是“在两个烂苹果中选出一个不太烂的苹果”。
对于西方票选党争式民主国家的政客来说，让人民感觉自己在做主远远比改善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更重要。在这套制度下，人民看似有自由选择的权力，然而候选人永远是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社会只能陷入选举—后悔—再选举—再后悔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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